少年不知愁滋味

童年的记忆是断续的，童年的贝壳无序的散落在沙滩上，每一颗都圆润光洁，是时光把它们打磨成那样。执一小篮，捡拾童年的贝壳，望着篮中竟是个个完美，那些不那么完美的早被时光的海浪带到波涛中，不知流逝在何处了。拿在手中把玩这些贝壳，脸上总会漾着笑意。

少年的往事如一串断了线的串珠，尽管已零乱了，可每一颗都还能记住它应在的位置。这串珠颗颗的形状、色彩、质地都不尽相同，有的亮丽，有的暗淡，甚至还有些有点儿丑陋，但这些都是自己一手打造、收集的，无疑都是珍贵无比的。现在我想做的就是把这串少年的珠串重新串起，让它们不致因时间的推移而遗失……

一

    唐山地震过后，我本该升入中学。可因为大震过后百废待兴，大人们还无暇顾及孩子们的事。全区的学校因教学楼倒塌或损坏，到了九月份开学时还都不能复课，我们这些毕业班的学生就滞留在小学，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修复学校的工作。主席的逝世又给灾难中的人们带了更大的悲怆，直到了九月末，大大小小的追悼会尘埃落定，我们这些快要被人遗忘的小学毕业生们才得以步入中学的大门。

接到通知，让自带小板凳参加开学典礼，内心不免有些激动，因为就要成为中学生了，将再不是被姐姐和她的同学们称作的小毛孩儿了。

五中有一幢三层的教学楼，这座灰色的没有任何装饰的建筑由于地震的损毁，看起来像残破的碉堡一样矗立在空旷的校园里。

这个地区由于产盐，土壤的盐碱度极高，树木花草很难成活。因此学校除了学校大门两侧的教师办公室前面有屈指可数的几棵小树苗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植物了。即便是这几棵小树，也是蔫头耷脑的，让人不禁替它们的命运担忧。

空旷的校园里，足球场连着篮球场，两个没有网子的足球门和两排被风蚀的看不清油漆本来颜色的篮球架犹如看守碉堡的一群哨兵，到是始终忠于职守的呆在自己的岗位上。

开学典礼时，全校的学生在操场集合，听校长、教导主任依次训话，还有老师和老同学代表致辞欢迎新同学，也有一位新生代表发言，她就是我们班的李海军，后来成了我们的班长。我环顾着四周，想着这教学楼可能是不能进了，哪儿是我们的教室呢？也没容我有多长时间的纳闷，因为开会用的手提话筒的电池不足，开学典礼只好匆匆收场，我们就这样被欢迎进了中学。

开学典礼后按班级集合。我们被教语文的班主任王瑞英老师带到教学楼前的甬道上，老师说在简易教室盖好之前，这就是我们的教室。有同学接下茬说：要是下雨怎么办？王老师说：下雨就不上学了。马上有人嘀咕了一句：老天啊，天天下雨吧！全班哄堂大笑。王老师翻翻白眼，没说什么。说实在的这是开学的头一天，那些淘气的学生还都给老师留着面子呢。

二

中学的第一堂课是在学校甬道上开的数学课。黑板背着太阳架在甬道上，数学老师是一个瘦瘦的中年男老师，穿着白色的洗得已经很薄的的确良衬衣，当他转身写板书时，衬衣里面背心上的一串小洞清晰可见。老师操着很重的口音讲课，讲数轴时，他念成了“速走儿”，从此数轴老师的绰号不胫而走。我们背地里从不叫他张老师，只是称呼他“数轴”。

天气凉了，秋风秋雨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我们的教室从甬道转移到地震时破损的教学楼的一层。虽说这是座危楼，而且余震的威胁依然没有解除，但它毕竟能遮风避雨。学校让我们做了多次地震演习，一旦地震来临，临窗的同学跳窗，其他的同学要快速有序的从门撤离。这一决定让我们这些不知愁的孩子们为能有这样的冒险经历而欢呼雀跃。直到入冬时，学校盖起了一些简易教室，我们才依依不舍的撤离了那随时准备冲出大门、跳出窗子的教室。

每一间新教室的面积也就是二、三十平米，学生自带小板凳，人手一个硬纸壳的夹子用于书写。上课时大家你顶着我的背，我倚着他的膝，别提多局促了，第一排的学生上课时更是得仰视老师和黑板。可那个年龄的我们并不觉得多么艰苦，反倒是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趣。如果有那个嘎小子使坏，猛力一推边上的同学，这一排人就会象多迷诺骨牌一样逐个摔倒。这时大家似乎并不恼怒，反而是嘻嘻哈哈的你拥我挤，趁机乱作一团。即便如此，学校的教室也不够用，我们还因此开了两部制，每天只上半天学。

那时是文革末期，虽说庆祝粉碎“四人帮”的锣鼓已经敲过，可学习尚未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时的课堂安静是少有的，一锅粥是经常的，火药味也是是不陌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上面大声讲，学生在下面小声说，更有调皮捣蛋的学生上课故意捣乱。“涵养“好的老师可以自说自话，讲完课就溜之大吉。功夫稍稍不到家的老师有时就会忍不住来干涉学生，这种情况下，十有八九是师生对峙、争吵、动武，不是老师把学生扭送到办公室，就是老师被气得愤然的离开教室，而那些个年轻的女老师大多是哭着鼻子冲出教室的。

初中一年级的功课基本是蒙混过关的。开学不久就丢了数学书的我，在课上就得消化吸收“数轴”老师传授的知识，课间借着同学的书就把作业完成，如此这般，竟然神不知、鬼不觉的混了一个学期，依然能在期末考试时顺利过关。

因为我爱看小说，那时的语文课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课文里的几个有限的生字多少年前就不陌生了。作文不外乎就是记叙文，象“一件好事”那一类的。议论文就是批判稿似的文章，论点、论据、论证，开头亮明观点，结尾点题。从小学就开写这样的文章，写到初中就已经轻车熟路了，只是批判的对象变了，以前是批林批孔（林彪、孔夫子），后来改批“四人帮”了。

外语课的期末考试，老师别出心裁，要求同学们自选一篇课文逐个到办公室给老师朗读。因为记不住英文，练习时大家都在课文中标注了大量的汉字来提示英文发音。即便如此，考试时也都是念的的磕磕巴巴，驴唇不对马嘴的。记得我选的那篇课文是：贼死一死啊卖铺……

三

 按就近划片儿升初中，小学的班里只有我进入了五中，而其他的同学都去了七中。所以刚入学时，同班同学都是陌生的面孔。

渐渐的我了解到，我们班的同学都来自小学的同一个班。在小学时他们班上有个学雷锋小组，在学校很是大红大紫。小组由五个成员，组长就是他们原来的班长，也是我们现在的班长李海军。组员有曹丽君、李红、刘旭、孟庆菊四个女生，堪称五朵金花。在小学时她们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学校的校办电机厂插铁芯，还做了很多当年雷锋叔叔曾做过的好事，是远近闻名的学雷锋先进集体。

五朵金花性格迥异。李海军肤色黝黑、言谈举止总是大大方方。可能是从小做学生干部的原因，凡事都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同时，她又是个很朴实的女孩子；曹丽君的个性很强、伶牙俐齿，喜欢出风头，更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同学们既贴她又有些惧她，她是我们班的二号人物；李红、刘旭是那种比较俏丽文静的类型，话不多说，却心中有数；孟庆菊高挑的身材，一头自来卷的头发，清秀的五官，却是眼大无神，表情木讷，她永远是另外四个的追随者。那时，全班女生无论做什么都以她们五人为核心，再加上不同的外围成员。

或许是因为以前不熟悉，家又不住在一起，一放学她们往西我往东，也或许是因为我是班上唯一一个说普通话的、来自外地的女生，反正我和班里的女生总有那么点儿 隔膜。几经尝试，我都不得要领，不能很好的进入她们的圈子，我已经有些失望了。一次偶然的事件更是让这失望变本加利了。

那是一个秋末冬初的阴雨的日子，我穿了件母亲为我改制的姨过去的红色呢子外套去上学，还不可救药的围了条藕荷色的纱巾，打着把油布伞。一进教室就感觉气氛不大对，平时乱哄哄的教室在我进门后的那一刻安静异常，大家都目不转睛的盯着我，让我从教室门走到坐位的片刻如芒刺背。突然，有人脱口而出三个字，全班同学立即哄堂大笑，更有一些男生跟着哄个不停。原来是二号人物给我起了个外号。我一时下不来台，自我保护的意识让我像一只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斗兽，毛立即扎扎起来，反唇相讥，最后官司打倒班主任王老师那儿。王老师表示对这种事无可奈何，拉偏架一般的和稀泥，旨在维护先进典型的名誉。从此我在初中的学校就留下了这个绰号。


其实，现在想来这还算是个比较中性的绰号。试想在大家都穿蓝、绿、黑、棕色的时代，我那件红色的外套的确给人的感官以极强的刺激，同学们的反应应该说是正常的。可那时的我是绝不会从这个角度想问题的。我在家里和母亲声明，我绝不要再穿那件外套了，在班里和走的本就不近的同学更疏远了。我从此就像个独行侠一般独来独往，游离于集体之外。每到放学，我就抱着从学校图书室借来的书翻越倒塌了一半的围墙回家。因为没有玩伴，除了应做的家务，看小说就成了我唯一的消遣。

那时，徐迟的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还没有发表，科学的春天尚未来临。在学校里，功课依然不被提到议事日程上。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是看他政治是否要求进步，是不是经常做好事。我同学关系处得不好，其实是很不开心的，可表面上却要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最重要的表现是绝不要求进步，绝不申请加入红卫兵组织。我不是不愿意入红卫兵，其实做梦都想戴上那象征荣誉的红袖章。只是我认为在那样的境况下，被举手通过的可能性太小。与其不被通过丢面子，不如不申请来得更愉快。不是你们不让我入，是我不想入。就这样，一批批学生带上了红袖章，直到初一结束时，我还一直徘徊在红卫兵组织之外。 我在“作茧自缚”。

父亲去开家长会，从班主任王老师那儿反馈来的信息是我不要求进步，全班就我一个人没写申请书。我不记得当父母追究此事时我是如何搪塞的，总之此事很快就不了了之，我依然逍遥法外。那时父母除了忙工作，就是忙家务，加上自地震后，母亲得了胃病，自顾不暇，父亲更是忙前忙后的照顾她，也没有更多的时间过问我的事情，因此，这种有害的情绪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不到安抚和排解，让我着实的苦恼了一阵，这也就成了我不知愁的的少年时代的一段刻骨铭心的压抑和伤害。

四

初中二年级时，形势逆转，让我好运连连。刚开学，班里转来一个漂亮女孩，叫乔菊。她小学时曾是区里体操队的小运动员。区里唯一的照相馆里有一张小体操运动员们着体操服的合影很是抢眼，乔菊是她们中的一员。她姥姥家在北京，因此她在那里上了两年学。她的小学校是著名的芳草地小学，那是一所地处使馆区的小学，因为 招收各国使馆工作人员的子女，那个学校对英文教育很重视。乔菊在英文课上的课文朗读让我头一次感受到英文原来听起来是可以不再似天书般的晦涩，竟那么抑扬悦耳。乔菊和我一样，也是只会说一口普通话，她的家离我们家很近，我们毫无障碍的，自然而然的成了好朋友。

班主任老师也换成了教英文的黄老师，她较之被盛传私下接受某家长鱼票贿赂的王老师更有教师的责任感，能更公正的对待每一个学生。她接管我们班不久便在班里进行了一次单词竞赛，在大家都没准备的情况下，她要求我们把自己能想起来的单词都写出来，看谁写的多。我至今都还记得我先写下的单词是china、long、life、chairman，然后就开始环顾着教室内外，搜肠刮肚的写我看到的物件的名称。那次竞赛的结果是我排在乔菊之后得了第二。

黄老师不仅注意到了我的成绩，而且也注意到了我所处的尴尬境地，于是她找我谈过几次话。黄老师的关心和真诚感动了我，我也终于有机会把心中的那点儿苦水向人倾诉一番。后来，黄老师让我做了她的英文课代表，参加了学校的英文小组，很多场合下，她都给我提供自我表现的机会，然后予以褒奖。班主任老师对一个学生在班里的境况的改变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们最能体会老师青睐谁，然后就一股脑的把她们所有的热情倾注给我，顿时，让我手足无措。

学校的庆“十一”文艺汇演上，我们英文小组唱了两首英文歌曲，一个是外国童谣《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另一个是革命歌曲《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的英文版。虽说这是两个反差如此巨大的歌曲，但那个年龄的我们，既能体会外国童谣旋律的优美，对“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就更得要领。我们这一代人那时绝对相信“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绝对相信“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绝对相信…… 我们可以把译成英文的革命歌曲唱的依然慷慨激越，我们在年幼时都被打上了这样的政治烙印。我不知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如今试图融入西方主流社会时，这种烙印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文艺汇演后不久，班上的红卫兵干部找我谈话，告诉我下一批发展红卫兵有我的份儿，我受宠若惊，老老实实的交代说，还没写过申请怎么办，得到的是若无其事的回答：补一份儿就是了。我终于戴上了鲜艳的红卫兵袖章。尽管没有经过努力奋斗得来的荣誉让那份庄严和神圣大打了折扣，可我还是兴奋异常。每天戴着袖章上下学，小心眼里觉得路人都会用异样的眼光多看我两眼。可好景不长，还没美多少日子，就接到通知，作为文革产物的红卫兵组织被永远的取消了。我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最后一批红卫兵。

红卫兵虽当不成了，可好事依然接踵而至。一次上体育课，班里来了位不认识的的老师让同学们一排排的走步给他看，然后他就和体育老师走到一边对着我们指指点点，还在小本上记些什么。那位老师走后体育老师也不做任何解释，不免让同学们议论纷纷。两天后就有消息灵通的同学悄悄的告诉我，学校要办鼓号队了，我们班上有三个女生、两个男生入选。听到自己在那名单中，我真是又惊又喜。

鼓号队的训练终于开始了。女生敲小军鼓，男生则吹军号、敲大鼓和打镲。先只领到了鼓谱和鼓棰的女生们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男生们闪亮的军号。大家先是背谱，然后在老师的指点下用鼓棰敲板凳。板凳敲整齐后，最后才领到让我爱不释手的银色的小军鼓。在教室里鼓号配合默契后，我们开始上路训练。原本在教室里整齐的鼓号声，一上到操场上就稀里哗啦的乱成一片，手脚不能配合。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全然不在乎手指是不是冻僵了，每天放学都起劲的演练。不久，一只号声嘹亮、鼓点振奋、步伐整齐的中学鼓号队在北方冬季的寒风中诞生了。 我成了这支队伍中一名骄傲的鼓手。

那个年代的集会活动很多。每次区里中学的集会，学校的运动会，清明节的扫墓活动都是我们鼓号队大显身手的时候。特别是清明节的扫墓活动，每次我们鼓号队都是紧随校旗走在学校队伍的最前列。去烈士陵园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我们要穿过区里最繁华的的街道，一路鼓号齐鸣，引来很多的路人观看。那时我们都着白衬衣、绿军装、蓝裤子、白球鞋、白手套。现在想想那样的着装似乎有些滑稽，可当时实在是觉得自己神气的很呢。

离开初中后，多少年都没碰过小军鼓了，但那鼓谱永远的刻在了我的记忆中，有时还会情不自禁的用手指敲击桌面打出鼓点。五中鼓号队成了我少年串珠中璀璨的一粒。

五

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给我们的生活罩上了巨大的阴影。地震之后的几年内，我们一直都是居无定所，有家难回。地震刚过时，阴雨绵绵，全楼八户人家扯起了一块大苫布，搭了一个约一人高的帐篷，四角和正中用建筑工地的铁管挑着，地上铺着工地做脚手架的竹排。一家一块地盘，我们就在这能避雨不能遮风的帐篷下生活了一个多月。由于余震不断，加上我们的楼房在大震中有了裂缝，需要加固，大人们看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到楼里了，就开始商议重搭地震棚。

这第二个地震棚是三家合住，都是同楼里父亲一个单位的同事。 地震棚是人字形的，最高处大人站直了还有些空间，顶棚用竹席和塑料布覆盖，两端和中间还修了门。这个近十米长、五米宽的地震棚里，一侧用砖头作支撑，架上从各家搬出的床板，做成了一个大通铺。三家十三口人的睡觉问题就解决了。各家的地盘用布帘划分，再在通铺上支上蚊帐，算是能保留一点隐私。 另一侧是各家从家里搬出来的家具，可以放一些最基本的生活用品。记得我们当时搬出了一只箱子放衣物，还有一个碗柜放锅碗瓢盆。地震棚外又搭起一个小棚子，那里有三家人做饭的炉火。

记得我们住在通铺的中间，右边住着父亲单位的会计师张叔叔一家三口。张叔叔生得高大魁梧，却有着白皙的皮肤，脸上总挂着一丝微笑。他梳着油亮的分头，头发总是一丝不乱的。张叔叔的妻子姓仇，我叫她仇婶。她的相貌与张叔叔截然相反。可能是因为抽烟的缘故，她的嘴唇微微有些发紫，脸色更是显得有些黯淡。她的表情总是冷峻的，即使是她笑起来，也总让人感到那笑容本不应属于她，冷峻于她来讲似乎更自然一些。

听爸爸说张叔叔是单位的业务高手，算起帐来滴水不漏。自从我们住到一个地震棚以后，我发现他他不光是算账的高手，还是打扫床铺、擦桌子、抹柜子的高手。

他们家每天早晨起床后，妻子先到外面去抽烟，叠被扫床都是他的事。他好像对扫床有瘾，不光是早晨扫，而是一有时间就扫，总要保持床单的平整。有空还经常擦拭他们搬出来的两件家具，那两件家具被擦的简直和他的分头一样亮了。

他们家的家务基本都是张叔叔操持，妻子是个甩手掌柜，专管办理“外交”事物。谁要是惹了她，一般是祖宗八辈都会受连累的。我就记得一次她儿子在外面受了欺负，仇婶打上门去把对方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给儿子买了个冰棍儿，跟没事儿人似的，溜溜达达的凯旋而归。我那时虽然年龄不大，可也有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我总觉得老天让张叔叔和仇婶的性别倒置了。仇婶过于彪悍的性格让我着实生畏。

冬季来临了，这由竹席搭建的抗震棚没有抵御北方严寒的能力，加之三家同住一个屋檐下非常不便，大家决定各自为战，在两个楼中间的空地上搭建简易房。这第三次三家比邻而建的房子虽说依然低矮，但更具房子的特征。房子有四五十公分的砖墙做基础，上面立上芦苇捆成的把子，外面抹一层泥。屋顶加了厚厚的茅草，又苫了油毡。我们要在那里度过第一个地震之后的严冬。

地震给我们带来的不便直接影响到饮食起居。没电，让我们体会了几年点蜡烛，点煤油灯的生活。家里一般不让晚上做作业，更不要说点灯熬油看小说了。天气暖和时，晚上还可以去外面疯玩，冬天基本是吃完晚饭没多会儿就被大人赶上床睡觉了。家里没自来水，要去外面担水，所以家里备了一口可以装两担水的水缸。担水起初是我和姐姐共同的差事。我们担不动水，就用扁担抬。后来姐姐工作了，又要参加第一次恢复的高考，整天都很忙，我就试着自己挑水。 挑不动满桶，就挑少半桶 ，三、五分钟的路总要停十次、八次的，为灌满一缸水，又总要跑四、五趟。渐渐的，重重的扁担把我压的腰也挺起来了，步伐也轻快了，没用多久，便能轻巧巧的两趟就把水缸灌满了。只是我从此再也没长个儿。

入冬后当地人有个习俗，要买几麻袋毛蚶腌制起来做冬菜。那时毛蚶的价格是两块钱一麻袋（一百斤）, 而猪肉的价格是五、六毛钱一斤 ，毛蚶自然成了当地人廉价的动物蛋白来源。母亲入乡随俗，也买了一麻袋。那时我每天只上半天学，有大把的时间和这些在泥滩里长大的毛蚶玩命。我学着别人的样子，用大盆把毛蚶带到挑水的地方，就着自来水的方便可以反复的刷洗。天寒地冻中，手指头冻得象小胡萝卜一般红肿。因为各家各户都在水龙头边奋战毛蚶，水龙头周围的土地都成了那种带着冰碴的泥泞。不知是毛蚶那腥腥的味道真的不对我的口味，还是洗毛蚶的经历让我大倒了胃口，我就没喜欢过吃毛蚶。

冬去春来，我们破损的楼房要动工维修，两楼间的空地成了施工现场，我们被要求搬家，我们又得盖房了。因为地震的警报一直不解除，我们有了做持久战的打算，那次父母打算盖两间房外加一间厨房。有了几次盖房的经验和教训，这次的简易房又有了很多的改进。因为以前房子盖好后地面不平，而且家里很潮湿。所以这次事先需要平整地基，再垫上一些石灰。家里除了父亲就再没有男丁，我自然就成了家里的“壮”劳力。记得和父亲一起刨地基，起石头时，我把镐头抡得东倒西歪，但从没觉得辛苦，反倒是兴趣盎然的。记得盖房子时父亲的单位来了许多同事帮忙，我也兴奋的跑前跑后，一天的时间内，三间房就拔地而起，晚上父亲在新房子里做了很多好菜，还拿处从四川转业时带回来的五粮液、剑南春和绵竹大曲犒劳大家。在搬进楼房之前，我们又在这个简易房里生活了两年。

新的简易房用白纸吊了顶，看起来亮堂了许多。可好景不长，因为吊顶时是用面糊打的浆糊，很快就招来了老鼠，我们晚上睡觉时，就听到吊顶里有唏唏嗦嗦的声音，原来是老鼠们在那里集合。然后它们一定是被分派了任务，分头去各处嗑顶棚了。

猫成了解决问题的当务之急，我因此而有了第一个宠物——花儿。花儿是一只周身有着灰黑色条纹的小母猫，刚出生几天就被姐姐从同学家抱回了。她虽然象个小毛球一般娇小可爱，但喵上一声竟是威风八面，老鼠们从此闻“喵”丧胆，再也没敢 光顾我们家。花儿的功劳大，我们全家都很喜欢，我更是对她爱不释手，白天抱在怀里，晚上她就紧贴着我的腿弯睡。任我们如何百般娇养，花儿却不是淑女，总是爱欺负来我家串门的其他孩子，或扑或咬，让我经常不得不把她塞到衣柜里以保证小客人的安全。过后教育她，她似乎也有些悔过之意，可就是没有悔改的表现。虽说花儿有那么一种野性，但她在就餐时十分儒雅，就连有洁癖的母亲都能容忍她上桌子和我们一起吃饭。她从来都是守着自己的食碟吃，即使她有时馋盘子里的青椒炒肉，也决不碰我们的碗碟一下，只会很温柔的喵喵。看着花儿大快朵颐的吃着青椒，我一直都怀疑她前世恐怕不是猫，她竟然一点儿都不爱吃鱼。花儿绝对是一只独特的猫。

地震过后的食品供应更加有限，鸡蛋成了奢侈品。很多人家开始自己养鸡以改善生活，我们家也养了八九只来杭鸡，每天都能有几只新鲜的鸡蛋被我写上日子放进竹篮。那时的日子可真是有些五畜兴旺的农家气息。

我们的鸡是圈养的，可有的人家是放养的。就是那些放养的小鸡让花儿做了一次案。那是个夏日的午后，就我和花儿在家。以前我从来都不让她出屋，她好像也从没有出门的欲望。那天门没关紧，不知何故，她溜出门去闯世界了。不多会儿的功夫，就见花儿箭一般的冲进门，嘴里竟然叼着一只毛茸茸的小雏鸡。这还了得，这个花儿还敢出去打猎！我一把抓起她，想要救下这只猎物。就在这时听到外面仇婶的声音：“谁家的猫，把我们家鸡叼走了！”坏了！是她家的鸡！我顿时汗毛倒竖。关紧了门，我一手揪着花儿，一手使劲的打她的头，还压低了声音呵斥她：“花儿，松嘴！快松嘴！”花儿把她的猎物护的紧紧的，嘴里还发出愤怒的呜呜声。这时仇婶开始敲我们家的门了，我紧张的快要窒息。急中生智，我一下把花儿塞到床下的鞋柜里，忙跑去开门，心里还担心着花儿会在鞋柜里叫。仇婶横眉立目的站在门前询问是不是我们家的猫出去了。“没有啊，花儿在睡觉。”我撒着谎，担心她要进屋检查。她嘀咕着：“怎么看着象你们家的猫呢？”自说自话的就离开了，并没有难为我。关好了门，我奔到鞋柜旁，打开柜门，让我大吃一惊。花儿正在悠闲的洗脸，小鸡不见了，只剩下了几根骨头。这个花儿，也太快了，真是野性大暴露。

为了花儿的安全，我把那几根骨头销了赃，没有对任何人说，即使对父母也缄口不提。花儿做了案，天知地知，她知我知，为了包庇她，我提心吊胆了好些日子，生怕仇婶打上门来。

多年后，事过境迁，和父母讲起花儿抓鸡的故事，早已变为笑谈。

六

七八年二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歌德巴赫猜想》，讲述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陈景润在“歌德巴赫猜想”问题的研究上的巨大突破。“歌德巴赫猜想”是一七四二年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发现的，后来成为数论中的一道著名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虽说一直都有进展，但从未走到顶级。 报告文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当年的陈景润已经证明到：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表示成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为“1+2”），离皇冠上的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了。

陈景润这个传奇式的、甚至是有些神经质的人物在徐迟的笔下鲜活动人，感动和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那一代人，以至于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依然能清晰的记起文中的许多情节：在陈景润的小屋里，稿纸被存放在两个大麻袋里；整天废寝忘食，潜心思考，不停演算，发了呆的数学家走路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

徐迟的报告文学和随后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不仅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也让“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响彻民间。上海科技出版社把握时机，再版了十七本一套的《数理化自学丛书》。这绝对是影响了一代人的一套书，现在的中年人当年恐怕没有几个不与这套书结缘的。

自上初中以后，总是定期从学校图书室借小说来读。我经常是躺着看，趴着看，走路看，在很暗的光线下看，把眼睛看成了近视。后来人们还以为是因为后来考大学用功的结果呢。

那一天借到了一本《居里夫人传》，我便又开始手不释卷了。这次不仅是被情节所吸引，还被居里夫人对科学的执著探求所震撼，更为化学世界的神秘而迷惑。读传记之前我有过模糊的志向，先是因为读了《十万个为什么》而想当气象学家，后来是因为作文经常被老师当范文而想做记者。读完了传记后，志向一下子又明确地转移了：我想要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

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不只是想想，而是真正的去实施了。现在都还清晰地记得当年翻开自学丛书《化学》第一册、第一页时的激动。在那之前所知道的化学知识仅限于《十万个为什么》第四册，自学化学谈何容易。读了没几页，就在原子量的定义上卡了壳。为什么要选择碳单位为原子量单位呢？费了一番思量后，我仍是百思不得其解，周围又没有任何人请教，最后只好决定放弃“探索”，先承认这个既成事实，否则自学不能继续往下进行了。就这样磕磕绊绊、似懂非懂、囫囵吞枣地自学，我竟然坚持了一年。到底当时自己学到了什么早不记得了，可让我不能忘怀的是因此萌发的对化学的兴趣和因为这兴趣而导致的大学申请表上的十个化学、化工专业。

可巧，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是教化学的甄老师，虽说从部队退伍的甄老师只有师专的学历，但一个中学的好老师除了要具备本专业的基本知识外，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引导学生一心向学，特别是在那个文革刚刚结束的年代。甄老师正是这样的一位老师。他的教学方式很丰富，除了课堂教学外，还有课外化学小组的活动和每日一题。

在化学小组里我们学会了很多有趣的试验，逢年过节学校开大会时，我们会上台表演。当我们表演用米汤写字，用碘酒显色的化学魔术时，这神奇的表演让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们看的目瞪口呆，羡慕不已，也让我们成为了骄傲的高年级学生。

甄老师的每日一题是我每天最最盼望的事，每天下午甄老师都会把写着每日一题的小黑板及时的提到教室来。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这道化学题，我从来不会只满足于一种解法，总是要去寻求第二种、第三种……

从初中三年级开始，学校开始注重德智体中的智育。过去一些象和尚一样只会撞钟，没有真才实学的老师开始被替换下来。以前的语文老师只会抄写解词、段落大意、中心思想，教《糊涂僧判断葫芦案》时，班上有个读书多的嘎小子诚心难为老师，问起他一些《红楼梦》中的 复杂的人物关系，他支吾半晌，最后也是张冠李戴，由此在同学中落下笑柄。新来的王老师曾是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老师，不知何罪之有，文革中全家被下放到山海关附近的农村。文革后落实政策，来到我们这样一个初中校教初中三年级的语文。王老师是一位满腹经纶，很容易动感请的秀才。记得他给我们逐段地讲解了《岳阳楼记》后，开始朗诵全文。他度着步，抑扬顿挫的朗读着“……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同学们都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范仲淹所描绘的美妙图景中。一遍下来，我觉得自己几乎能通篇背诵了。

从我们毕业之前的一年，中学开始分三六九等了，市重点、区重点和普通校。我所在的是一所只有初中的普通校，第二年正要开高中部。如果我们初中毕业留本校，将是本校第一届高中学生。那一年初中毕业班将有全市统一的升学考试，学生可以填报志愿，根据自己的成绩挑选高中。消息传来已是邻近毕业了，并没有更多的时间复习做题，基本的状态就是“是骡子是马，都拉出来溜溜”。

考试的结果是班上有三个学生达到了象南开中学那样的市重点校的入学标准，更有不少同学达到了本区一中这样市重点学校的入学标准。学校看到了这些孩子的潜力，开始游说学生留在本校升高中，说要调集全校最强的师资配备给未来的这个班以保证同学们未来的升学。同学们被老师、校长鼓动的热血沸腾，都发誓表示愿意留下加盟本校未来的高中班。可这个誓言被带到各个家庭中，马上就变得不堪一击了。我们被家长们认为是天真幼稚，意气用事，目光短浅。其结果是班上有三个同学去了骑自行车需要半个小时的一中，其他的同学都去了走路只需几分钟的区重点九中，没有一个去需要住校的一流的南开中学。那时，家长们的眼光也并不比学生们更长远。

上高中前，几个要好的同学相约去郊游。自行车骑到蓟运河边，蜿蜒的 河岸旁是青翠碧绿的芦苇荡。芦苇相拥而立，一丛丛，一片片，微风吹过，苇叶婆娑摇曳，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此情此景让我们觉得那里就是大家交换礼物——不同尺寸、颜色、写着鼓励和祝福话语的塑料皮日记本——的最佳地点。那时的我们虽然不懂得“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意境，但自然还是以她特有的方式点拨着少年们易感的心。

少年的青涩岁月也就在这河堤上的漫步中划上了句号。




20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