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辜

又到“六四”了，每年都是一袭素装，一曲《悲歌》伴我度过这个日子。沉默，还是沉默，这一直是这些年来我在这个日子的选择。这是个尘封在心里不愿提起的话题，但是心一直都没有在沉默中死去，内心的痛没有被时间所冲淡，反倒愈发地刻骨铭心了。今年的“六四”前夕，我读到万维网友半江红对“六四”的纪念文字—— 沁园春 《血红雪白》，不禁为那首词的悲壮和他的正义感而感动，心底的那股暗流又一次涌动。

前两天在做实验时，可能是因为想心事有些愣神，一同做实验的实习学生问我是不是累了，我便问起他是否知道“六四”天安门事件，他说听说过，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再问及另一个学生，她一脸茫然，浑然不知。虽说他们是异国的年轻人，但他们对此事的反应让我想起上次回国时，偶然问及同学的孩子此事，他的漠然的表情。我想到如果经历过事件的我们这一代人一直都选择沉默，那么还“六四”一个公正结论的日子将永远都会是遥遥无期。

今天我选择不再沉默，绝不是因为我的文字能起到什么扭转乾坤的作用，但我们每一个人作为既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滔滔江河的一个水分子，我还是愿意贡献自己的那一份力量。因为，就像几位网友说的“I have a dream……”，是啊，我也有一个梦，我想我们大家拥有的是同样一个梦。

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北京读研。

六月四日过后的几日局势日趋紧张，我无法再去研究院做实验了。一位过去厂里的同事是我的忘年交朋友，我称她赵师傅，她是我过去的车间主任。赵师傅不放心我的安全，便让我去她家里住。那是一栋普通的居民楼，楼里住着几家我相熟或不相熟的过去厂里的同事。记得那几天晚上我在灯下记日记时总能听到忽远忽近的地方会传来零星的枪声，恍惚间自己竟会产生一种错觉，疑惑那几天发生的和正听到的枪声都是自己的一种幻觉。六月七日，我目睹的一件让人痛彻心扉的事，再一次让我感到那些天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那天早晨，我和住在一楼的赵师傅一家正在吃早餐，突然听到楼道里一声声急促的呼喊：“邹强是住在这儿吗？”

名字很陌生，我没有反应过来，疑惑地望着赵师傅，她突然像是惊醒了似的说：“这不是邹师傅的儿子吗？”说着她已经离开饭桌开门出去了。邹师傅是厂里供应科的科长，我不是十分熟悉。那时在厂里，是不分职务大小，一律可以称师傅的。赵师傅和他先生李师傅也都是厂里的中层干部，但我们都很少称他们赵主任、李科长。

赵师傅刚出去，便听到她喊：“你们快出来！”

我和李师傅还有他们的两个正读小学和初中的儿子鱼贯而出。来者是个小伙子，被赵师傅架着，手里拿着一个学生书包和一个小红本，满头大汗，看样子体力有些不支，我连忙跑进屋里给他倒了一杯水。喝完水，他把手里拿着的红塑料皮儿学生证递过来，指着一个男孩子的照片问我们认不认识。李师傅说这是我们厂邹师傅的儿子，他们家就住在六楼。话音未落，小伙子一下子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他说：“我可算是找到了！我骑了快两个小时的三轮才找到这里，你们快带我去见他的家里人吧，这个孩子可能不行了！”听他这么一说，所有的人顿时都呆在那里，我记得那一刻自己的脑子里是一片空白，想象不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是李师傅沉着老练，他把小伙子让到自己家里对他说：发生了什么事，你能不能先和我们说，我们是他父亲的同事。他父亲正在外地出差，他母亲身体很不好，一定经不起这么突然的打击。

小伙子告诉我们说，那天清晨，北京站口开来一辆装甲车，车上的士兵不知吃错了什么药，毫无原由地开了枪，一梭子子弹打倒了几个人，这个孩子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事伤势最重的一个，已经被他的同伴送去协和医院了。这个小伙子说他是个“板爷”，他们这几天一直在到处救人。这些“板爷”平时是骑平板三轮拉脚的人，“六四”期间他们骑着平板三轮车救人，是一群让我十分佩服的勇敢、仗义、有血性的人。

听了小伙子的叙述，李师傅联系了厂里的几位领导，不久厂长、副厂长、和几位中层干部就在赵师傅家聚齐讨论这件事。后来决定联系协和医院，先了解一下孩子的状况如何，再酌情告诉他母亲，同时通知在外出差的邹师傅尽快返京。

与协和医院联系，但电话始终没有人接，只得马上派人去医院。一行人开车出去，家里只有赵师傅、我和两个孩子。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从没有觉得时间过得如此地慢。分分秒秒的地等待中，家里竟没有一个人说话，两个孩子也都格外地安静。这几天他们经历的事情太多了，小小的年龄就知道了现实的残酷，在和平年代体验了暴力和血腥。

我依然记着我的日记，记身边发生的事情，写自己的思考、愤怒与困惑。

去协和的人回来了，个个表情严峻。说医院里的气氛紧张到有些瘆人，很多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医院当天下午就要被军管。孩子没能看到，但据说被子弹洞穿了他的肝和肺，伤势很严重。至于什么时候能探视，要等到军管以后才能决定。

领导们商量，这么大的事不能再瞒着孩子的母亲，必得如实告知。他们嘱咐赵师傅和我要尽力予以安慰，因为在场地只有我们两位女性。

大家一起去了六楼的邹师傅家。一开门，邹师母有些疑惑，不知为什么这么多人一起到她家来。赵师傅语气缓和地把事情经过告诉了她，说现在情况还不十分清楚，估计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听了这话，邹师母显然有些承受不住，立即自责起来。说她不该一大早就让孩子去学校；说她自己昏了头；说这帮当兵的是不是杀人杀红了眼，见个学生也开枪；说老邹出差在外，她自己没有看护好孩子，如何向他交代……

她絮絮叨叨地说了很多，人有时在受到极度打击时，反倒没有眼泪。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她当时重复了很多遍的一句话：“他才是个十六岁的孩子，又不是暴徒，你们朝他开哪门子枪啊！”

是啊，什么样的人可以被定义为“暴徒”？！

第二天经过多次与协和医院联系，终于得到认可，可以去探视这个孩子了。几位领导要陪同孩子的母亲一同前往，以防有什么不测发生。这次前往医院与上一次有些不同，可能是因为知道了医院的状况，大家都有些心存顾虑，格外地担心。我看到临走时赵师傅帮李师傅理了一下衣服，竟有一种送夫上前线的不舍和不安。大家都是在和平年代生长的一代，作为普通老百姓，对枪炮、坦克、伤亡、尸体等都是在电影里才接触到，一下子要去面对这些，恐惧也好，软弱也好，都是可以理解地，但别管内心的感受如何，只要需要，没有一个人说一个不字。

厂领导没有让我去医院，他们还是留下赵师傅、我和两个孩子在家里，可能他们认为该冲锋陷阵的时候还是应该男人们上。

之后，六月九日，我几经辗转，用了两天的时间从北京回到仅一百三十公里之遥的天津。之后，我毕业离开了北京。之后，我移民来到了加拿大……

至今，我始终没有见过那个叫邹强的、当年刚十六岁的男孩，但每次和赵师傅联系时我们都会谈到他，有时是她讲，有时是我问。

这个孩子虽说捡回来一条命，却落下了终生残疾，没有继续升学，进了街道的小企业。当我问及政府对此事是否有些补偿时，赵师傅说：还敢奢望补偿？挨了枪子儿，还要出具很多证明来证明孩子不是暴徒，是清白的，伤残不是因为参加动乱而造成的。

邹强现在也该是个近四十的中年人了，命运待他如此不公。而让我感到最不公的是这不公不是来自天灾，却是来自人祸！不知他的有生之年里能否从精神到物质都得到些补偿？这本该是最基本的，现在却成了这一代人为之奋斗的梦想。

今天，我选择不再沉默，是为了难以忘却的纪念。


注：除不是真实的人物姓名，其他所有细节均无虚构。

201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