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 —— 读《巨流河》

一生

                                  ——读《巨流河》

        前些日子网上听台湾大学文学讲座，台湾大学齐邦媛教授在谈话中说：“我虽然是个女子，我认为也有豪气干云。我要好好做一个有思想的人，还要有一点儿灵魂的精神上的深度来培养学生。”这番话正和在我的频率上，让我心有戚戚焉。也因为这番话，我重拾她的回忆录《巨流河》。几年前读了这本书开头的一小部分。这本书是一位八十多岁老人的手笔，回忆录不似小说，文字更偏重铺陈叙事和个人感受，希望展现个体在大时代浪涛中的起伏。我不是以读小说的心情，而是抱着学习了解历史、阅读作者一生的态度来读书，很有兴趣地一路读下来，被作者引领着为她动荡而又丰富的一生唏嘘，有了一些感想。

        齐邦媛教授一九二四年出生于辽宁铁岭，九一八事变后，六岁的她便随家人流亡关内，离开了辽河（古称巨流河），开始了一生的漂泊。从东北到西南，再到台湾，时代动荡也就难有家庭安宁，个人幸福。

        齐邦媛的父亲齐世英先生自幼受西式教育，之后留日留德，成为那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后因参与奉系郭松龄将军的倒戈未果，流亡。之后加入国民党从政，在国民政府任要职。他主持创办了接受东北流亡学生的国立东北中山中学，据说这是第一所国立中学。回忆录描写了齐家与这个中学在八年抗战中从北平到南京，再从南京到湖南，又桂林，又怀远（贵州），再入川，这次大迁徙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一路流亡之艰辛是文字描述难以道尽的。齐世英1949年到台湾后不久因与蒋介石不睦，被开除党籍。回忆录对这段历史没有过多着墨，让人读来感到很多历史事实是难以对外人道的。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有人群就有观点不和，就有斗争，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政客或政治家必须面对的。阅读其他资料得知齐世英与张学良有天然隔阂，从阅读《巨流河》也可见一斑。每每谈及东北事宜，齐教授总会以轻慢的语句贬损少帅，更是对少帅上演的一幕捉放曹（西安事变）大不以为然，对几次东北大变局齐教授都有假设，认为如果由其父相机处理，东北历史将会改写。个人认为，历史就是历史，是没有什“如果”的。齐世英一生从辽宁巨流河飘泊到台湾垭口海，虽入土为安，但东北情节一直挥之不去。2001年，齐邦媛兄妹四人为东北中山中学捐献“齐世英纪念图书馆”，其意也是为了他们的父亲能魂归故里吧。

        一个传统婚姻中的女子，在家乡侍候公婆，生儿育女，与留学在外的丈夫聚少离多，整本书读来，那个丧失幼子，远离丈夫，孤独寂寞的年轻女子在夕阳余晖中躲在牧草丛中哭泣的影像便是齐教授对母亲的刻画中最用力的几笔之一。另一处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齐邦媛随母亲辞乡赴南京时，她母亲因为从塞外小村去南方大城投奔多年离家的丈夫忐忑且忧虑，便把女儿问道的一处小山随口命名为鬼哭狼嚎山，以至多年后齐教授返乡时问起乡亲：鬼哭狼嚎山在哪里？都说从无此山。看来这位母亲有天生的文学才能，假物抒情，信手拈来。教授评说她的理想深度源于父亲，而文学情怀待人态度得自母亲。

        幼年的齐邦媛体弱多病，从东北辗转重庆，于一九三八年进入因抗战从天津迁往重庆沙坪坝的南开中学，六年南开精神浸润了一个少年，她评价自己“长成了一个健康人，一个积极向上的青年”。书中没有提及，我在网上查了南开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张伯苓先生指出：“允公是大公，而不是小公，小公只不过是本位主义而已，算不得什么公了。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教人，发扬集体的爱国思想，消灭自私的本位主义。”“允能者，是要作到最能，不仅要求具备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且要具有实际工作的能力。”“所谓日新月异，不但每个人要能接受新事物，而且要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摘自百度）读着由这样前瞻的教育理念而成的校训和齐教授对南开中学师长同学学业的回忆，着实令人向往。书中谈到那个时代南开学生大多来自政要、文化名流及高级将领家庭，教授的描述是：“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彩，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峰同班三年……”  国难当头，抗日救亡之际，国破山河在的象牙塔中，讲解杜诗的老师声泪俱下，小小年龄便有流亡经验的学生们有强烈的心灵感应，教室弥漫的幽愤悲伤久久难于消散。尽管经常在躲空袭跑警报中，南开还是给了学生们一个弦歌不辍的中学生活，为学生日后的学术和人生注入了丰富的营养。

        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中，教授投入最多情感的是与东北中山中学的流亡学生张大飞那似有若无又刻骨铭心的初恋。青涩，朦胧，充满了对英雄的崇拜和宗教情怀。抗战中张大飞投笔从戎，参加空军，后来进入了陈纳德的飞虎队。四三年张大飞去重庆看望南开中学即将毕业的齐邦媛，匆匆一面，雨中年轻的飞行员把少女拢进他宽大的军用雨衣中，片刻相拥，没有任何语言，只有心跳如鼓……这可谓全书最感人的一幕。俩人通信的六年中齐邦媛从小女孩长成青年，正是爱情萌发的时刻。或许有一些不足为外人道的理由吧，飞行员单方终止了通信，与相识不久的一位女教师结婚。婚后张大飞在抗战即将结束的一九四五年的一次战斗中牺牲。这是时代带给青年人的人生悲剧。2005年八十一岁的齐教授去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凭吊张大飞，这时距英雄殉国时隔整整一个甲子。造化弄人。

        书中教授所描写的几段无果恋情各有情趣，唯独对夫婿的着墨除了简单的订终身的过程，便是他如何在台湾铁路电气化过程中的艰苦奋斗，恪尽职守。四七年大学毕业的齐邦媛到台湾大学任助教，结识同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长罗裕昌。理工出身的罗先生处理起爱情是“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无意义的交谈也应当尽量减少”，这样的人生态度对伴随济慈和雪莱抒情诗成长的文艺女青年来说是新鲜有趣且十分有力量的。正值时局动荡的一九四八年，经过月余的交往齐邦媛给父亲写信，希望他去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这个人”是作者对夫婿的指代。之后在与“这个人”相识不到一年时间两人在一九四八年的双十节于上海成婚。齐教授对此时心情的描述是“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对人生不再有幻想的教授与“这个人”的婚姻持续了六十年，并育有三个孩子。读到这里读者不仅会想，是否没有幻想的婚姻才会天长地久？没有幻想似乎就没有了书写的必要，所以在做完简单的交代之后，教授在这本砖头一般厚薄的回忆录中不再更多提及自己的情感以及家庭生活。作为读者我倒觉得，写作一个人的一生，如果单单是描述这个人的时代、政治、文学、事业、信仰，选择不把家庭生活展示给读者，很难呈现一个生命个体最本质的东西，因为往往家庭中的人才是最真实的。教授给读者的印象似乎只是个努力学习勤勉做事的人，是个有知识有思想的学者，但这个形象多少有些缺乏立体感，不那么饱满、亲切、鲜活。

        南开毕业后齐邦媛进入武汉大学哲学系，决心步父亲后尘探究人生。后来遇到名师朱光潜，改修英文，奠定了终生的学术基础。大学初期年轻的齐邦媛惦念着一个人的生死，并感觉着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转的时间息息相关，这时朱光潜老师在英诗课中教授了雪莱的《哀歌》，首句便是：“O World！O Life！O Time ！”（“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一句三惊叹，这变成了她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战争、情感、文学交织在年轻的生命中，这种交织让当事人有一种“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静（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在那个面对民族存亡的时代，较之那么多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中国人，这如此诗意惆怅的大学生活又是多么奢侈啊。

        大学校园不只有诗意，也躲不开政治，尤其是在那样一个各种思潮兴起的风云年代。多愁善感埋首功课的齐邦媛毕竟是年轻人，也会受到新思潮的召唤，随同学参加”读书会”的活动，读了高尔基的《母亲》和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样的俄国作家的书，于是她在家书中兴奋地提到这些窗外的新鲜事。齐父回信说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份子的外围组织，让女儿不必闻窗外事，尽可能专注于圣贤书。自此齐邦媛便不肯再去读书会，与同宿舍中参加读书会的同学“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因政治原因与同学们产生隔阂，被同学说成没有灵魂而受到伤害，躺在大学宿舍的阁楼上伤心落泪时，齐邦媛仰望天窗外的星空，“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的无情攻击”，于是下定决心，“从此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话虽是这样讲，但政治似乎是无孔不入的，每个人都不能摆脱掉。想要超脱于时代活在真空中，怎么可能？以读者的我看来，齐教授不仅没有做到不涉足政治，而且涉足地很深。当她在书中的诸多地方谈到共产党时，优雅如齐教授竟然一再使用“共匪”这样贬损性的词汇，在两岸对话的时代，这实在是欠妥且有失水准。一个不涉足政治的人怎会如此书写？这些年读过些台湾作家的作品，有些作家还能比较平和地看待历史，而有些作家一涉及到共产中国，哪怕是那里的百姓，便会以捕风捉影道听途说为言之凿凿，不由得让人大跌眼镜。相较之下，“铁幕”下共产党中国的老百姓早已多年不再使用“蒋匪军”一类词语谈论台湾，民间的态度反倒是平和中立的。

        随着齐邦媛教授的回忆一路走来，体会着她的沉着冷静和强烈的事业心，也感受着她的主见与执着。在台中养育儿女的几年里，她在中学教书，也多次去美国进修，后来又进大学教书，在台湾故宫做兼职翻译，再往后她接受父亲朋友的邀约，进台湾国立编译馆任公务员，“施展一些书生报国的想法，把台湾文学先译出一套英文选集，让台湾文学在国外发声”。这项工作起因于教授出国进修时经常遇到的问题，“谈谈台湾？”在教授看来，“这个看似轻松的题目，却是最复杂的考题。”对已经不在大陆的中华民国如何解释？这恐怕是每个普通的台湾民众一生都不易摆脱的政治历史阴影。

        首套英文选集被定名为《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作品的年代横跨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四，选录台湾出版的现代诗、散文和短篇小说，约七十万字。” 齐教授在前言中对台湾二十五年的文学概况做了这样的说明：“台湾自光复以来，由于中国民族的聪慧勤奋，各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睽睽注视之下得到了应有的肯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是个创深痛剧的世界，种种兴衰沉浮的激荡都深深影响了台湾一千多万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的割舍、怀念、挫折、奋斗和成就就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题材，使它能不断地拓展领域，加深内涵，后世治中国史的人会作公平的判断。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们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 作为大陆读者，我习惯于把自“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文学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一九四九年以后的文学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这种对中国文学的划分背后自然又是有着强烈的政治因素，文学界中人在两岸对话沟通中不知是如何调和这个矛盾的。文学恐怕难于摆脱政治干系，由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冲击，台湾作家们以至齐教授都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不甘心担着台湾是文化沙漠的恶名。尽管书中就台湾文学的某些说法对一个大陆读者来说是相当刺耳的，但当我试图做一个换位思考时，齐邦媛教授倾注后半生心血推介台湾文学作品到世界，勉力为寻求台湾文学的定位而作的不懈努力，依然让我感到是可敬可佩的。在一些台大讲座中听到她的学生都很为老师骄傲，调侃说齐教授是“蓝绿通吃”，别管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给她颁奖。又有一个说法说她是台湾文学之母。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她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在国际文学圈为台湾文学张目，而那似乎是比党派政治要来得更大的政治。一个人在她的一生中能有机会为自己所追求的或大或小的理想去奋斗并有所成就，这个人是幸福的，这种幸福是超然于一个小我，超然于日常小确幸的大幸福。允公允能，日新月异。齐邦媛教授做到了。南开母校该为她骄傲。

        两岸是要交流的，两岸文学总有相逢的一天，一九八二年在纽约的一次中国文学研讨会上齐教授初见被她称为“铁幕作家”的中国大陆作家，当大陆作家知道她是东北人时便说： “回祖国看看吧！”据说这样的寒暄会让台湾作家不知如何作答，只好傻笑。之后在讨论会上被教授描述为“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梁恒，闯会谩骂大陆作家，控诉文革残酷。梁恒何许人也？我有些好奇，在网上做了一些阅读。这个人曾与美国前妻合作写了在西方畅销的揭露文革的《革命之子》，之后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弟子。据说夏教授曾经很是得意将一位从大陆铁幕冲出来的以揭露文革罪名出名的新生代反共分子收为自己的学生，但之后因为其人品的问题终于不再喜欢这位当年的爱徒（这或许只是网络的八卦）。又读到，后来此人摇身一变成了所谓“国际金融巨鳄”索罗斯的中国私人顾问。也就是说立场归立场，赚钱归赚钱，这是个活得很明白的现代人。齐教授用这个人做引子，谈到读《革命之子》时血脉喷张，质问：“这还是我念念不忘的祖国吗？” 我理解为，这同时也是对前述“回祖国看看吧！”的作答。这一段无疑是又一次政治表态。在回忆中教授还在更多地方重申这个立场。

        百度资料显示：“时隔一年又三个月，《巨流河》出版简体中文版，首印一万两千册。繁体版全书的25万字略有缩减，删减部分主要是国共时期的历史观点，封面从日军战机轰炸下血光冲天的重庆，变成了东北家乡深蓝色蜿蜒的巨流河。尽管此前四年的写作已消耗了大量的心血，加上身体欠佳，但齐邦媛仍极为重视《巨流河》简体版的出版。齐邦媛亲自执笔重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对新的封面颜色、文字颜色、署名，以及书中图片选用都一一给予意见。” 我虽然没有读到简体版，但《巨流河》繁体版的封面选择颇具含义，给读者诸多联想，我想也是简体版更改封面的原因吧。另外，我在网上也注意到简体版封面的署名，那是齐教授手书签名，自然是繁体。这让我想起书中有着这样一段叙述：教授接到南开校友通讯谈及某某同学去世了，因伤感而迁怒校友的简体字名字。由此“恼怒”来推想，自己的名字以简体方式呈现肯定是教授不乐见的。两岸的隔阂不仅有主义之争，有社会制度不同，更有几十年形成的方方面面细节的不同理念观点看法操作甚至习惯。

        毋庸置疑，文革确是政治灾难，但那毕竟是远离齐教授生命圆心的，可中国政治黑暗，共产党统治残酷在书中一再被提及，我只能理解为中国是她心心念念的故土，国破山河在，曾经的“一九四三春风远”以及“青春作伴还不了乡”都让教授有了剪不断理还乱，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痛楚。其实台湾的政治环境又怎样呢？掩卷回想，除了对一九五四年齐世英被开除出国民党有片段简单描写与议论，其余似乎都很平静。果真如此吗？据我所知，一九四七年爆发了对台湾历史影响至深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派部队镇压，罹难人数之多，情势之惨烈令人发指，四十八年之后的一九九五年台湾政府才正式向死难家属道歉。作者正是在事件的同年到达台湾，想必彼时事件尘埃未落，但回忆中完全没有被提及，这似乎是有悖此书要反映大时代的初衷。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赴台，开始了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被称为戒严时代。戒严对一个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在北京仅仅经历过几个月戒严的读者都会深有体会。作者正是在这个戒严时代成家立业生儿育女，三十八年戒严时代的影响被作者模糊地带过了，读者读到的基本只是建设中的台湾和文学中的台湾。历史的书写常常是碎片，所缺失的部分往往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有选择地删除，或许作者也有她的难言之隐吧。

        八十年代后期台湾文学在国际文坛的地位受到了中国作家的撼动。八五年齐邦媛在德国做客座教授时，在德国的一次世界文学会议上感受到台湾作家备受冷落，究其原因，认为是欧洲文坛对中国大陆作家“好奇和趋炎附势”，这种说法有失公允。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正是中国人摆脱禁锢，解放思想，诉诸文学的时代。那个时期作家如雨后春笋，优秀作品层出不穷，如果说文革十年是中国文学的严冬，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春天到来了。齐教授借用德文“文化”的译音“苦兔儿” （Kultur）来比拟，谈到“一九九零年代以后，欧洲的台湾文学研究渐渐被中国大陆的‘苦兔儿’所取代了。”这个“苦兔儿”的说法有诸多复杂情感在背后，恐怕是和“鬼哭狼嚎山”同出一宗吧。“兔儿”也引发了教授的一系列思索：台湾文学何去何从？如何定位？如何发展？是否也面临本土化、小语言、小文学的处境？一九九二年齐教授接任《中华民国笔会季刊》主编。关于这个笔会我做了一些调研，中华民国笔会是一九二一年在欧洲成立的国际笔会（The International PEN）的分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的上海，五十年代在台湾复会。自大陆加入，中华民国笔会其实对外已改为中华台北笔会（The Taibei Chinese PEN），但在台湾的官方中文名称依然是中华民国笔会，一个中国是两岸共同的追求，只是各自表达罢了。又是政治！自一九七二年中华台北分会季刊创刊后的二十年，教授一直是实际的顾问，这是另一片向世界介绍台湾文学的天地，也是齐教授希望能守住的文化阵地。她接编九年，与同事好友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巨流河》成书时，这份季刊已经风雨无阻地发行了一百四十四期，这是多么不容易。教授道”即使没有‘我们台湾’的使命感，翻译本身实在已是个相当迷人的工作” 。正是使命感与兴趣才让季刊能有如此卓越成就，我想如果想要了解台湾文学中的短篇和诗歌，这个季刊该是个不错的资源。

        齐教授在国文编译馆还做了另一件大事，那就是台湾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改革。被祭在政治正确这把尚方宝剑之下，在社会舆论拐弯抹角的呼吁下，本着“救救孩子！给他们读书的快乐！培养他们自由活泼的人格！”的理念，要尽量减少当时暂用本教材中太多的政治色彩浓厚到几乎令教授喘不过气来的党政军文章，新增一些有文学性质、有趣味的文章，“让每个正在成长学生的心灵得到陶冶与启发”，在当时政治气氛幽暗的台湾，这项工作的挑战是巨大的。冗长的讨论、争辩、说服，解释再解释，投票再投票之后，精疲力竭的教科书编写组终于交出了一套不再是政治宣传品，而是有趣得多的真正国文教科书，惠泽后来的数代中学生。这实在是令人感动的壮举。

         很多人说《巨流河》是乡土文学，充满了乡愁，但这乡愁的温度与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还是有大不同，齐教授的乡愁中有更多隔膜、隐恨、幽怨、审视……悲伤乃至悲愤，这乡愁噬咬着教授的心，让她的还乡之旅部分读来冷飕飕的。还乡后面对物非人更非，往往幻灭了多年珍藏的记忆，这是很可以理解的。

        记起一个小插曲，齐教授在还乡的软卧中与两位俄国工程人员邂逅，沿途融洽的交流、家乡铁岭因停电而黑茫茫的车站上两位俄国工程师诚恳而关切的表情使教授在台湾受教育半辈子而形成的反共抗俄情节中的一环于某种程度得以动摇，头脑中被强大政治宣传所固化的一些概念有时是很容易被鲜活的个体行为所冰释，看来交流是减少隔膜的一把钥匙。

        2001年参加完在沈阳东北中山中学举办的“齐世英纪念图书馆”揭幕典礼后，教授独自一人坐火车到大连，她写道： “我到大连去是要由故乡的海岸，看流往台湾的大海。”连续两天，教授一个人去海边公园的石阶上坐着，望着渤海流入黄海，再流入东海，融入太平洋，两千多公里航行到台湾。台湾最南端的灯塔下是哑口海，据说风浪到此音减声消，“一切归于永恒的平静”。全书至此嘎然而止。这结尾文学且哲学，是我最喜爱也最有共鸣的一段。

        人生的喧闹、挣扎、不平、激动、执念等等等等最终都归于虚空，只有文字静悄悄地在那里与后来人默默对谈。

注：照片来自网络，鸣谢。

2018.7.12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