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道天凉好个秋: 巴黎十日谈 —

不曾料到，巴黎之行最让我动心动情的地方，竟是先贤祠（Panthéon ）。它原是路易十五时期建成的圣热内维耶芙教堂。圣热内维耶芙（Sainte Geneviève）是一位女性圣徒。相传，公元451年匈人逼近高卢，巴黎人准备弃城逃离，是这位坚毅的女性鼓励大家留下祈祷与坚守，后来匈人果然绕道而去，她因此被视为“拯救巴黎的人”。

这座原本献给女性圣徒的宗教建筑，在法国大革命后被改为世俗的先贤祠，纪念法兰西共和国的伟人。空间虽然由宗教神圣转化为国家理性，然而参观时依然可以看到描绘圣女热内维耶芙的壁画。壁画色彩绚丽，人物生动，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先贤祠是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宏伟建筑，外形酷似罗马万神殿，柱廊由十八根巨大罗马柱构成，采用古希腊科林斯柱式，使建筑在庄严中又富于变化之美感。站在台阶下仰望，可以感受到来自罗马的古老力量。与罗马万神殿相较，形制相似，信仰更迭；穹顶之下不再是祭坛，而是历史；诸神退位，思想登场。革命后的巴黎不再以此供奉神圣，而是安葬为法国做出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法国文化名人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都长眠于此。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在这里与居里夫妇的墓葬不期而遇。面对夫人的陵寝，我长久伫立，思绪忽然跌回1978年。

那一年，我十四岁。读完《居里夫人传》的少女被深深感动，心中燃起了献身化学的热望。我要成为居里夫人！我从小便是个行动派，虽说初中二年级学校还未开设化学课，我却翻出姐姐高考用过的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开始自学。此前，我热衷写作文，梦想做一名记者；也曾痴谜《十万个为什么》，幻想过当气象学家。但最终，居里夫人成了我一生事业的引路人。高考填报的十个志愿，全部都是化学或化工专业。母亲嗔怪道：“你将来是想被毒死吗？”我回答得异常坚决：“毒死也心甘情愿。”时光荏苒，我终究没能成为居里夫人。先生调侃我：“你没有嫁给居里，怎么能成为居里夫人？”玩笑归玩笑，令我欣慰的是，兜兜转转，大半辈子的工作始终没有离开化学。

站在居里夫人墓前，深鞠一躬。我能在真实的物理空间里，与自己的精神导师相遇片刻，心中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与安宁。

卢梭墓的设计独具匠心，一只握着火炬的手自棺椁中伸出，像是要刺破黑暗，为这个世界带来了一束光。这只手让曾经那个抽象、生涩的思想者变得具体而可感。回家后，我重新翻开此前搁浅的《忏悔录》。有了先贤祠的一面之缘，这本书不再来自一个抽象而疏离的思想空间，而是有了具体而真实的来处。那些文字变得可以触摸，也更读得进去。合上书页，常会想到那只举着火炬的手，孤愤的卢梭竟让我忍不住莞尔。在倒时差的一段时间里，我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厚厚的自传。卢梭从此不再是《西方哲学史》里那二十页冰冷的评述，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甚至带点执拗的人。

我尚未读过他的其他著作，但从简介中得知，他在《爱弥儿》中重新思考教育，主张顺应天性、尊重儿童发展阶段，几乎开创了现代教育学的某种源头。这本书也因此引起我的兴趣。若年轻时读到它，我是否能接受他的某些观点？是否会改变一些做法？如今孩子早已过而立之年，作为父母，已无从再“教”什么了。然而我仍然对《爱弥儿》怀有好奇——想知道，这个把五个亲生骨肉都送进育婴堂的父亲，是如何论述教育的。

卢梭墓的对面，便是他的“宿敌”伏尔泰的墓与雕像。伏尔泰是启蒙时代的斗士，一生与专制、教会权威和司法不公做战。读他的小说《老实人》，薄薄一册。表面上像一出荒诞喜剧，节奏迅疾，人物彷佛木偶，被命运抛来掷去，然而留给读者的却是冷峻的思考：为什么要这样书写？《老实人》既讽刺形而上学式的“乐观主义”，也嘲讽上流社会与宗教的虚伪，最终回到“耕种我们的园地”这一朴素命题。这本小书曾让我意识到：事物本身即是其本质，不必总是在抽象问题上过度纠缠。现实已足够荒谬，无需夸张。回到自己的园地，老实耕种，或许更好。

在法国，伏尔泰和卢梭都是启蒙的代表人物。但启蒙运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充满张力。一方面，如伏尔泰，相信文明进步、科学发展会让人类更幸福；另一方面，如卢梭，则对文明进步持批判态度，怀疑文明腐蚀了人的自然善性。伏尔泰推崇英国式宪政与精英理性，机智、锋利、善与社交，是沙龙型公共知识分子；卢梭强调人民主权与道德共同体，敏感孤独、易受伤，常怀被误解甚至被迫害之感。伏尔泰的“进步论”与卢梭的“文明怀疑论”之间互相拉扯、激荡的张力，恰恰是理性的底色。

若八卦几句，他俩的公案颇具戏剧性。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记载：1755年伏尔泰收到卢梭寄来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回信调侃道：“我收到你的反人类的新书，谢谢你。在使我们都变得愚蠢的计划上面运用这般聪明伶巧，还是从未有过的事。读尊著，人一心想望四脚走路。”伏尔泰在讽刺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伏尔泰甚至写过嘲讽卢梭性格与私生活的小文。

卢梭对伏尔泰讥讽宗教、嘲笑信仰深感不满，认为他缺乏道德严肃性。后来两人公开决裂，互相讥讽。卢梭也不是省油的灯，1760年他写信给伏尔泰:“实际上，因为你一向那么愿意我恨你，我所以恨你；但我是作为一个假使当初你愿意人爱你、本来更配爱你的人那样恨你的。如果说除你的才能外，你没有一点我可尊敬的地方，那非我之过。”在自传《忏悔录》中，他更流露出强烈的被迫害感，觉得自己被伏尔泰所在的巴黎知识圈排挤。

生前互相嫌弃，死后却同殿为邻。这或许也算是历史的一种幽默。

更有意思的是，先贤祠不仅是墓地，还是一座科学实验场。1851年物理学家莱昂·傅科在此公开演示了他的著名实验——傅科摆，以直观的方式证明地球自转。如今，这个巨大的摆仍悬挂在先贤祠的穹顶下，缓缓摆动。作为物理老师的先生站在那里看了一会儿，便兴致勃勃地与我聊原理。我对物理并无热情，这辈子都没能摆脱物理老师的“追杀”。在物理原理之上，我更欣赏那枚钟摆往复运动中所呈现出的机械之美和节律之美。启蒙运动后的一个世纪，傅科以一种极其优雅、近乎诗意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地球的自转。这个实验与先贤祠的精神内核如此契合：一切未经质疑的权威都要在理性面前受检，包括我们脚下这块看似静止的大地。

告别先贤祠，打卡了著名的花神咖啡馆。那里曾坐过著名的哲学家萨特，他的伴侣——女权思想的重要代表波伏娃，画家毕加索。也曾有周恩来1926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足迹。

从圣心大教堂的斑斓玻璃，到塞纳河畔修复中的巴黎圣母院；从古典卢浮宫前的玻璃金字塔，到卢梭与伏尔泰的长眠之地。巴黎这一日，我看到的不是新旧的更替，而是并置与共存。宗教、思想、科学、艺术，它们在同一个时空里交织，互不吞噬，自成和谐。

夜色渐深，塞纳河静静流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