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不止有卢浮宫、奥赛。连日来,我们都在逛一些小而美的专题美术馆。艺术,就在街巷转角处。
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两万多件中国艺术品,也有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韩国的文物。博物馆中等规模,藏品极其珍贵。
馆中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代表文物玉猪龙,造型灵动;也有良渚文化的玉琮,古朴简约。不知玉琮的方与圆是否是后世“天圆地方”“智圆行方”“外圆内方”等概念的源头。这些五六千年前的文物,是我们老祖宗最初的审美与哲学。吉美还收藏了郑燮的一幅墨竹:丛竹三两枝,竹枝瘦劲,以淡墨写出;竹叶圆润,用浓墨点染,颇有竹的气韵风骨。竹石相映,不禁想起: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画与诗都令人折服。还有一头唐三彩牛,色彩与造型都很新颖别致,朴素而雅致,很契合我的审美。中国艺术值得骄傲自豪。
吉美除了馆藏文物,也有一些当代艺术展。这里正在展出中国旅法艺术家杨诘苍的巨幅工笔画《十一日谈》,描绘了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性爱与情欲,表达众生平等的观念。他的“世界”,我不太看得懂。在展厅邂逅作者杨先生,艺术家风范,性情中人。闲聊半晌,得知他名字是他的祖父所起,诘苍,天问,真是个好名字。那一代乡绅,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代真正有学问的乡绅了。杨先生还有另一件作品正在展出:一只粗陶骨灰罐,上方悬挂着他的遗嘱:“有一天我非自然死去,把我拿给老虎吃掉,保留老虎此次之排泄物。”这份遗嘱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回来后读到他的介绍,才知道他被称为观念艺术家。想来确实如此。他的作品究竟表达怎样的观念,我未必能够完全理解。有的人就是不肯拘泥,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冲破樊篱。破茧而出的,有蝴蝶,也有飞蛾。无论美丽与否,至少,它们都是自由的。我始终相信,自由之意志是艺术的第一要义。艺术未必能让他人认同,但总该葆有这种向未知飞去的勇气。没有自由,艺术便失了灵魂,不如没有。
在奥赛博物馆认识了一位中国导游,小姑娘推荐了马蒙丹莫奈美术馆,我们按图索骥,进入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世界。在这里邂逅了印象派得名之作《印象·日出》,真正划时代的杰作。站在这幅作品前,与面对莫奈的荷塘、柳树时得感受截然不同。看《睡莲》《柳树》,尤其是那些巨幅作品,被自然之美环绕,令人陶醉;而这幅《印象·日出》却让我心跳加快,思绪万千。这便是观看原作的魅力。
1872年,当安格尔那样精美且理想化的古典美学仍是法国官方艺术的最高标准时,虽说也有叛逆的写实主义者库尔贝出场,但他与印象派终究不是一路。究竟是什么契机,让莫奈与他的同道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之路?摄影术已经出现,绘画不必再承担如实再现世界的职责,于是,这批艺术家开始转向光、空气与瞬间感受。
《印象·日出》的横空出世给法国美术界带来了一场地震,它的革命性不仅在于画技,更在于观看方式的改变。那些看似潦草的笔触与色块,实则揭示了视觉的本质:我们首先感知的是光。莫奈不是在画日出,而是在画人如何看见日出。他画的是光。
这次我们毫不犹豫地去了篷皮杜现代艺术中心,是因为之前留下过不少遗憾。凭着当年的认知,去伦敦没有去泰特现代艺术馆;去西安不去碑林;去成都不看三星堆。第二次去西安,我们补上了碑林;以后也总还有机会去三星堆,但伦敦就不好说了。这几年,我们试着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现当代艺术。
恰逢德国艺术展——“1920年代:新客观性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观看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能感受到德国艺术特有的严谨与思辨。其中一位奥古斯丁桑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德国摄影师,被誉为德国人性的见证者。一战前的1914年,他拍下《三个赴舞会的农民》:三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礼帽,拄着拐杖,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像是突然被人叫住,回望摄影师,神情姿态各异。随后战争爆发,他们都应征入伍,其中一人战死沙场。据说这是桑德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象征战争爆发前那个完好无损的世界。历史在不断重演,而演员们却总以为自己是在演一部新剧。
另一幅作品《工人们》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德国艺术家阿恩茨的油画作品,据说是为桑德摄影集《时代的面孔》设计的封面。阿恩茨把人物抽象、概括,画中每一张脸几乎一样,没有个体特征,而成为工人阶级这一群体的社会符号。
桑德镜头里的三个青年,虽然都是农民,却各有神情、姿态,他们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农民。而阿恩茨画里的人物,首先是工人,至于他们是谁,似乎不重要了。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两位艺术家却用截然不同的艺术语言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人在现代社会中,到底还能保留多少作为"个体"的存在?现如今,在这个AI的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
自从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看了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软钟)之后,我便开始接受超现实主义。如今,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欣赏抽象艺术,比如康定斯基的作品。面对不同流派的当代艺术,我渐渐体会到和谐抑或冲突所带来的美感与思索。很多作品,看不懂就不必懂,可以凭直觉,也可以发挥想象。有些作品,确实去到了极其耐人寻味的深度与高度;而更多作品,以我目前的认知,仍觉得不过是想当然尔,甚至近于无厘头。既然当代艺术宣称其使命之一就是打破既有边界,甚至就是反艺术,那就让它反吧。
屋顶夕阳下,高耸的埃菲尔铁塔与低矮的巴黎建筑群,也许能算在古典艺术范畴;而篷皮杜艺术中心外挂的电梯。裸露的管道,则成为现当代艺术本身的一部分。年轻人似乎更容易接受当代艺术。入夜,艺术中心前的小广场上有许多年轻人,三三两两,席地而坐,聊天、小憩、共进晚餐,这早已成为了篷皮杜的一道风景。
罗丹美术馆坐落在十八世纪的一栋宅邸中,庭园环绕着建筑,玫瑰园、林荫道、草坪与水池彼此交织。《思想者》、《地狱之门》、《加莱义民》和《巴尔扎克》等作品散布在树木与花丛间,这些雕塑不再只是展品,而成为风景的一部分。罗丹的作品特别适合置于户外。阳光穿过树叶,在青铜表面留下不断变化的光影,让那些充满力量的人体,与树木、天空、风和光共同呼吸,比起在封闭的展厅,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张力。花园被与建筑同色的牙黄色石墙环绕,我也格外喜欢石墙粗糙的质感。
馆内陈设了大量罗丹以及他的学生卡米尔的作品。罗丹的风格不似古希腊雕塑那般唯美,我几乎把他看成雕塑界的印象派。莫奈让色彩从光中浮现,罗丹让生命从石头中生长。罗丹雕塑中的手给我力量感,让我着迷。多少年不买首饰的我,竟然买了一条“手握黑石”的金属吊坠,纪念这次巴黎之行。
毕加索美术馆藏在曲径通幽的小街深处,这里是巴黎的玛黑区,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艺术气息。画廊、手工艺店和设计小店散落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很值得慢慢闲逛。
如今,我已经越来越能够欣赏毕加索的艺术了。他的自画像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憨直;小女孩透着几分呆萌;女人俏丽而灵动;老妇人慈祥与温厚。虽说这些都是以另类的方式表达,脱离了写实的外貌,却准确地传达了神情与性格,不落俗套。他的立体主义作品,初看似乎支离破碎,令人难以接受,细细体会,却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形式美感。人的认知与感受原来都是可以不断被开发的。
十日游巴黎,人人都说奢侈。其实,对于巴黎这个博物馆之都,多乎哉?不多也!
吉美东方艺术博物馆收藏了两万多件中国艺术品,也有东南亚、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韩国的文物。博物馆中等规模,藏品极其珍贵。
馆中有中国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代表文物玉猪龙,造型灵动;也有良渚文化的玉琮,古朴简约。不知玉琮的方与圆是否是后世“天圆地方”“智圆行方”“外圆内方”等概念的源头。这些五六千年前的文物,是我们老祖宗最初的审美与哲学。吉美还收藏了郑燮的一幅墨竹:丛竹三两枝,竹枝瘦劲,以淡墨写出;竹叶圆润,用浓墨点染,颇有竹的气韵风骨。竹石相映,不禁想起: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画与诗都令人折服。还有一头唐三彩牛,色彩与造型都很新颖别致,朴素而雅致,很契合我的审美。中国艺术值得骄傲自豪。
吉美除了馆藏文物,也有一些当代艺术展。这里正在展出中国旅法艺术家杨诘苍的巨幅工笔画《十一日谈》,描绘了人与动物,动物与动物的性爱与情欲,表达众生平等的观念。他的“世界”,我不太看得懂。在展厅邂逅作者杨先生,艺术家风范,性情中人。闲聊半晌,得知他名字是他的祖父所起,诘苍,天问,真是个好名字。那一代乡绅,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代真正有学问的乡绅了。杨先生还有另一件作品正在展出:一只粗陶骨灰罐,上方悬挂着他的遗嘱:“有一天我非自然死去,把我拿给老虎吃掉,保留老虎此次之排泄物。”这份遗嘱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回来后读到他的介绍,才知道他被称为观念艺术家。想来确实如此。他的作品究竟表达怎样的观念,我未必能够完全理解。有的人就是不肯拘泥,终其一生都在试图冲破樊篱。破茧而出的,有蝴蝶,也有飞蛾。无论美丽与否,至少,它们都是自由的。我始终相信,自由之意志是艺术的第一要义。艺术未必能让他人认同,但总该葆有这种向未知飞去的勇气。没有自由,艺术便失了灵魂,不如没有。
在奥赛博物馆认识了一位中国导游,小姑娘推荐了马蒙丹莫奈美术馆,我们按图索骥,进入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的世界。在这里邂逅了印象派得名之作《印象·日出》,真正划时代的杰作。站在这幅作品前,与面对莫奈的荷塘、柳树时得感受截然不同。看《睡莲》《柳树》,尤其是那些巨幅作品,被自然之美环绕,令人陶醉;而这幅《印象·日出》却让我心跳加快,思绪万千。这便是观看原作的魅力。
1872年,当安格尔那样精美且理想化的古典美学仍是法国官方艺术的最高标准时,虽说也有叛逆的写实主义者库尔贝出场,但他与印象派终究不是一路。究竟是什么契机,让莫奈与他的同道选择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艺术表达之路?摄影术已经出现,绘画不必再承担如实再现世界的职责,于是,这批艺术家开始转向光、空气与瞬间感受。
《印象·日出》的横空出世给法国美术界带来了一场地震,它的革命性不仅在于画技,更在于观看方式的改变。那些看似潦草的笔触与色块,实则揭示了视觉的本质:我们首先感知的是光。莫奈不是在画日出,而是在画人如何看见日出。他画的是光。
这次我们毫不犹豫地去了篷皮杜现代艺术中心,是因为之前留下过不少遗憾。凭着当年的认知,去伦敦没有去泰特现代艺术馆;去西安不去碑林;去成都不看三星堆。第二次去西安,我们补上了碑林;以后也总还有机会去三星堆,但伦敦就不好说了。这几年,我们试着以更开放的心态接受现当代艺术。
恰逢德国艺术展——“1920年代:新客观性运动”。这是我们第一次集中观看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能感受到德国艺术特有的严谨与思辨。其中一位奥古斯丁桑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德国摄影师,被誉为德国人性的见证者。一战前的1914年,他拍下《三个赴舞会的农民》:三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带着礼帽,拄着拐杖,走在泥泞的乡间小路上,像是突然被人叫住,回望摄影师,神情姿态各异。随后战争爆发,他们都应征入伍,其中一人战死沙场。据说这是桑德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象征战争爆发前那个完好无损的世界。历史在不断重演,而演员们却总以为自己是在演一部新剧。
另一幅作品《工人们》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德国艺术家阿恩茨的油画作品,据说是为桑德摄影集《时代的面孔》设计的封面。阿恩茨把人物抽象、概括,画中每一张脸几乎一样,没有个体特征,而成为工人阶级这一群体的社会符号。
桑德镜头里的三个青年,虽然都是农民,却各有神情、姿态,他们首先是自己,其次才是农民。而阿恩茨画里的人物,首先是工人,至于他们是谁,似乎不重要了。同一个社会,同一个时代,两位艺术家却用截然不同的艺术语言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人在现代社会中,到底还能保留多少作为"个体"的存在?现如今,在这个AI的时代,这个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和紧迫。
自从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馆看了达利的《记忆的永恒》(软钟)之后,我便开始接受超现实主义。如今,也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欣赏抽象艺术,比如康定斯基的作品。面对不同流派的当代艺术,我渐渐体会到和谐抑或冲突所带来的美感与思索。很多作品,看不懂就不必懂,可以凭直觉,也可以发挥想象。有些作品,确实去到了极其耐人寻味的深度与高度;而更多作品,以我目前的认知,仍觉得不过是想当然尔,甚至近于无厘头。既然当代艺术宣称其使命之一就是打破既有边界,甚至就是反艺术,那就让它反吧。
屋顶夕阳下,高耸的埃菲尔铁塔与低矮的巴黎建筑群,也许能算在古典艺术范畴;而篷皮杜艺术中心外挂的电梯。裸露的管道,则成为现当代艺术本身的一部分。年轻人似乎更容易接受当代艺术。入夜,艺术中心前的小广场上有许多年轻人,三三两两,席地而坐,聊天、小憩、共进晚餐,这早已成为了篷皮杜的一道风景。
罗丹美术馆坐落在十八世纪的一栋宅邸中,庭园环绕着建筑,玫瑰园、林荫道、草坪与水池彼此交织。《思想者》、《地狱之门》、《加莱义民》和《巴尔扎克》等作品散布在树木与花丛间,这些雕塑不再只是展品,而成为风景的一部分。罗丹的作品特别适合置于户外。阳光穿过树叶,在青铜表面留下不断变化的光影,让那些充满力量的人体,与树木、天空、风和光共同呼吸,比起在封闭的展厅,更能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张力。花园被与建筑同色的牙黄色石墙环绕,我也格外喜欢石墙粗糙的质感。
馆内陈设了大量罗丹以及他的学生卡米尔的作品。罗丹的风格不似古希腊雕塑那般唯美,我几乎把他看成雕塑界的印象派。莫奈让色彩从光中浮现,罗丹让生命从石头中生长。罗丹雕塑中的手给我力量感,让我着迷。多少年不买首饰的我,竟然买了一条“手握黑石”的金属吊坠,纪念这次巴黎之行。
毕加索美术馆藏在曲径通幽的小街深处,这里是巴黎的玛黑区,至今仍保留着浓厚的艺术气息。画廊、手工艺店和设计小店散落在纵横交错的街巷中,很值得慢慢闲逛。
如今,我已经越来越能够欣赏毕加索的艺术了。他的自画像有一种近乎天真的憨直;小女孩透着几分呆萌;女人俏丽而灵动;老妇人慈祥与温厚。虽说这些都是以另类的方式表达,脱离了写实的外貌,却准确地传达了神情与性格,不落俗套。他的立体主义作品,初看似乎支离破碎,令人难以接受,细细体会,却能感受到一种独特的形式美感。人的认知与感受原来都是可以不断被开发的。
十日游巴黎,人人都说奢侈。其实,对于巴黎这个博物馆之都,多乎哉?不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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