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拾贝（一）山西印象

     

  

     
     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怎么去得山西了。听妈妈说我们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到的山西，妈妈还有照片为证。那是在我们离开北京之前拍的。

      我对山西最初的记忆就是寒冷。那是一个严冬的早晨，部队派了一辆大轿子车送孩子们去幼儿园。为了抄近路，车要驶过一段冰封的河面。我已经不记得车是怎样剧烈晃动或根本没晃动就嘎然停了下来。原来，车轱辘陷进了冰窟窿。只记得司机叔叔把我们一个个抱到光洁如镜的冰面上。 山里的冬天气温总在零下四十多度，北风呼啸着。别的小朋友都穿了大衣或棉猴，而初到山西的我只穿了件小棉袄。多少年后，妈妈都一直在后悔：由于当时带孩子没经验，没有给我穿暖和。我则安慰说：即使穿的再多，也抵御不了那尖刀般刺骨的、至今都使我刻骨铭心的寒冷。那寒冷是如此轻易的侵入肌肤、深入骨髓，冻僵了小小的我，也从此改变了我。我曾是个何等健康的胖嘟嘟的小娃娃。这次意外事件以后，我竟变得像林黛玉一般弱不禁风了。

      七一年的寒假过后，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可父母担心体弱多病的我不适应冬天的学校生活，决定让我推迟半年上学。我被在家关了禁闭，每天上下午天气好时，酌情“放风”。

      对我来说，关禁闭的时日并不很难打发。尽管父母给我留了算术和写字的作业， 可对我来说，那真算不得什么。我总能三下五除二的把题算完、把字画完。不记得他们对我的作业有过任何的微词，那只能说明我都完成得很不错喽。直到多少年后，我开始谈恋爱了，才有人告诉我：我有很多的字是倒笔画。怪不得呢，我是从画字开始的吗！怎能怨得我呢？除了做作业，我有大把的时间做我想做的事。虽然我也自己过家家，但我更多的是看小人书，并把书涂得五颜六色。在当时，有几十本小人书的我，不可谓藏书不丰，而且，这书是绝对属于我自己的，不需要与姐姐分享。那是因为爱女儿的爸爸每次出差回来除了糖果外，总会给我们拎回一旅行袋小人书，而且是双份的。在当时我是何等的快乐，因为我和姐姐是如此的平等。可等我长大后，价值观改变了的我对此不以为然。我曾问过爸爸：为什么不用同样数额的钱买不同的书，而要一样买两本？爸爸说他已忘了当时的动机。我猜测或许是因为有着军人的严谨的父亲认为公平比金钱来得更宝贵。到底哪种价值取向是正确的呢，今天的我又有些茫然了。  

      暑期过后，我终于背上书包正式成了一名小学生。我至今都还记得妈妈给我做的那个小花书包。她的质地是平绒的，棕红的底色，黑色极精致的、细小的梅花图案，决不艳俗。但当时的我是多么羡慕姐姐的“军挎”（军队的绿色挎包），那种由政治原因造成的流行色，是如此强烈的吸引着幼小的我。后来我一直都因上学期间未能背上正宗的军挎而对妈妈耿耿于怀。

      那是一所部队子弟学校，校址在营区外，也吸纳邻近的农村孩子。由于晋中地区土地贫瘠、人烟稀少，我们又在距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地方，邻近的村也只有十几户人家。我们班上只有两个农村孩子，至今我都还记得他们的名字：男孩叫张怀亮，女孩叫董春梅。 张怀亮是个总拖着鼻涕、终年穿黑衣服的孩子，冬天穿黑棉袄，夏天穿黑布褂。董春梅则是个朴实的、干干净净的农村女孩。或许是她比我们大几岁的缘故，或许是知道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我印象中的她没有半点孩童的顽皮。她的字总是写得小小的，很整齐。做值日很认真，总会得到老师的表扬。她决不会在下课后和我们一起从校园的这头呼啸着狂奔到那头；在我们玩打仗游戏时，她从不是战斗部队中的一员，她是我们永远的护士长。

      我们班上有六个班长，五个是女孩，当然，班长也是有排名的。我上学不久就被老师选为排名第三的班长，屈居在李江、陈继红之后。我后面是董春梅，再后面是谁不记得。但最后一名永远是男孩子，而且会不断更换。老师把这个位置作为一种荣誉授给班上守纪律的男孩子。而这些受此殊荣的男孩们又总会沾沾自喜，不再对老师俯首称臣。不争气的他们就总会被新的宠儿所取代。在他们的行列中有张煤、邹兵、车沛、徐小东、朱青……

     在那个动荡的时代，尽管我们要背诵许多不知所云的总路线、语录和最高指示，尽管我们要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学校生活仍然充满了新鲜和乐趣。

    我们学《种蓖麻》的课文时，恰恰是柳树发芽的时节。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去试验田里种蓖麻，当然还有玉米。我们在地头插上班级的牌子，并严格的按照程序浇水、施肥、除草，期盼着秋天的收获。

    “六一”到了，学校要排节目，在部队大礼堂公演。我本来入选了《阿佤人民唱新歌》的舞蹈，想着我就要穿上漂亮的民族服装，戴上大耳环和银色的项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心里别提多兴奋了。但妈妈担心我着凉生病，硬让老师把我改到伴唱组，此举将一个准舞蹈家“扼杀”在了摇篮里。

    山西的夏季非常短暂，穿裙子的日子屈指可数。每当我穿上裙子时，我就知道吃嫩玉米的季节快到了。我们吃玉米可不像现在这样简单———去超市买几穗，回来煮煮，自己在家闷头吃。我们的吃玉米可是有隆重仪式的。玉米是学校试验田里种出来的。为了庆祝丰收，学校要开大会，老师代表、同学代表和校长都要讲话。最精彩的部分就是老师端着一大盆热气腾腾的玉米出现在教室门口，这时，教室里鸦雀无声。连最淘气的孩子都不愿意给老师提供批评他的机会，因为他担心延误了发玉米。当然，这种时候老师也往往会特别宽容。试想想，当一个成人面对着一班眼睛都发绿的小馋猫们，心里不偷偷乐才怪呢！玉米管够！在一班人竞吃后，个个都吃了个肚歪。现在想起来，我似乎又闻到了玉米的清香。

    李江和继红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每天同出同入。就连夏天从哪天开始穿裙子，每天用什么颜色的玻璃丝扎辫子，我们都是步调一致。我们对待功课都很认真，每天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一起写作业，背课文。我们仨的功课在班上总是拔头筹的。

    我们还做过一件轰动全校的事。一年一度的八一运动会，是部队的大事。整个营区张灯结彩，锣鼓喧天。不用上学的孩子们更是乐不思蜀，东跑西颠。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仨却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先完成作业再去看运动会。我们真的不顾外面的热闹非凡，把自己关在屋里坐了半天的功课。以成人的眼光看，八九岁的孩子能有如此定力，也算是修行不浅了。姐姐把这件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当笑话讲给了同学。而她同学中就有那么一位，极具新闻记者嗅觉，将此事写成了表扬稿。上学后，学校的大喇叭广播了此稿，我们仨便在全校名声大噪。我对当时那种内心洋洋得意，表面又要保持矜持的感觉仍记忆犹新。

    尽管漫长的冬季从十月到来年的四月，我们却一点都不寂寞。当第一场冬雪之后，积雪半年不化。学校辟出了很大的一个跨院，修筑了约半人高的雪迷宫。那是我们课间玩逮人游戏的最佳去处。放学后，校门口的结了厚冰的小河上到处都有孩子们滑冰车、抽陀螺、滚铁环的身影。每到冬天，学校就会组织学生帮助农民积肥。我们从家里拿来簸箕、铁铲，沿着老乡赶牲口走过的路仔细搜寻，任何一块冻硬了的牛粪、马粪都会使我们欢呼雀跃。我们像发现珍宝一样用小铁铲把它们收藏到簸箕里。

    不仅学校的活动丰富多彩，军营里的生活也也是异彩纷呈。每天放学后，除了做作业，我们有很多固定的节目，当然，有时也会花样翻新。

    观摩警卫连战士们的操练是我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有时我们也会自行编队，模仿他们的动作摸爬滚打。除了操练，我们也有“实战”。打仗是每个大院里的孩子乐此不彼的游戏。永远是男孩子是坏人；淘气包是司令；女孩们是好人；个别在学校表现好的男孩子也会被拉入“革命队伍”。每当游戏进行到高潮时，杀声震天，大院里充满了火药味。如果是大孩子挑头玩的游戏，小家伙们想参加，一定要先下保证：向毛主席保证，摔倒了不哭！

    不知是谁的发明，把军棋游戏发展成了逮人游戏。晚饭后的大院里，一声：“谁玩军师旅团营？”的呼啸，便会有几十个孩子响应。我们用小卡片代替军棋子，有司令、军、师、旅、团、营、连、排、工兵、地雷、炸弹、军旗，样样俱全。通常分红方，蓝方。游戏开始，一人将卡片奋力抛向空中，每人各捡一张后，四散奔逃。拿到大官儿的人自然是要去抓别人。当然，不运气的话，碰到了对方的地雷或炸弹，就一命呜乎了。捡到小官儿的人，要很机灵，会观察，同时也要有牺牲精神。他们要尽快发现对方的地雷和炸弹，然后与他们同归于尽。不大不小的官儿的责任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自己的军旗，保护他。拿到军旗的人是最沮丧的了。如果没人护驾，他就要把自己藏的谁都发现不了。记得一次我抓到了军旗，我跑到了汽车连车库外修车的地沟里，又用了一个筐把自己扣了起来。我藏得实在是太绝了，没有人能发现我。我听着外面的喊叫声很是得意洋洋。我不知道自己在筐里呆了多久，直到我听到外面全无声息了，我才小心翼翼的爬出地沟。四周空无一人------原来游戏结束了！

    去食堂打饭虽说是姐姐的活儿，但我是很乐于拿着空锅盆去食堂排队的。能容纳千人的大礼堂里摆着上百张方桌。舞台下的乐池里是很长一溜柜台。开饭时，柜台上摆满了大盆的米饭、馒头、炒菜和稀饭。孩子们总是在开饭前很久就把锅排在柜台上，然后，就到舞台上折腾。有表演欲的孩子会对着空旷的大礼堂唱歌、跳舞、翻跟斗。我最喜欢的是把自己裹在紫红色金丝绒的厚重的大幕里，裹进、转出，再裹进、再转出，充分享受那丝绒与肌肤亲昵的感觉。有时，炊事班也会在一些桌子上堆一些豆角让我们摘，那便是我们帮厨的日子。我们从这桌干到那桌，像一群欢快的小精灵。

    尽管山西土地贫瘠，山上依然有许多野生的东西能让我们饱口福。酸枣是山西的特产，个头小小的，酸酸甜甜的很好吃。还有一种黄豆大的橙色的小野果叫刺梅，它们长在无叶的满是荆棘的灰色灌木上，味道很独特，在山西以外的其它地方我从没见过。桑葚是我的最爱。每当桑葚成熟的季节，我就会爬上桑树大快朵颐，吃的满嘴发紫，不亦乐乎。

    大院里也会不断地有新鲜事物流行。当小卖部进了一批篮球时，大家奔走相告，不几天就一家拥有了一只，顿时篮球场显得不够了。有时，我们用五颜六色的电光纸来刻剪纸。大家互相交换图案。现在想来，那些图案极具艺术性，有山水、花鸟，也有人物。记得姐姐刻得一组毛主席头像，真是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我们还流行过用玻璃丝编东西。一时间，爸爸妈妈们都端上了套着玻璃丝杯套的罐头瓶水杯，心里美滋滋的。流行织毛线活儿时，女孩子们手里个个吊着毛袜子；流行拍烟盒时，可是不分男孩女孩的，大家齐上阵。

    我们有时会上山采一种类似百合的野花，它们总是长在很陡峭的地方，需要很下一番功夫才能得到。我们也会到营区外的河里逮蝌蚪、捞小鱼。河很窄，河水也很浅，可河床却很宽，而且两岸有很高的堤坝。起初我很奇怪。直到有一次，一场山洪暴发了，我才明白了个中原委。那是一个夏日的午后，突然传来消息说上游山洪暴发了，大家纷纷到大堤上观看。不知我们等了多久，远处传来闷雷般的轰鸣。很快，黄褐色的洪水头翻滚咆哮而来。洪峰以摧枯拉朽之势吞噬了它所到之处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这场惊天动地的山洪暴发 ，以及它给我幼小的心灵带来的震撼。从一个方面看，当大自然向人类发威时，我们是多么的弱小与无助。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人们可以修建堤坝，让这自然怪兽按人们的意愿行事。

   要离开山西了。当我们乘车从营区去太原时，几个小时的车程里我一直都在望着窗外。车行太行山区 ，其间绵延几百里寸草不生。这片赋予我七年美好童年时光的土地，在我就要离开它时，又以其凄凉与肃杀的地貌给了我最后的震撼。

2008. 11.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