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伙伴——2011 回国随笔（十）

   

    回国前，父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最近和郑叔叔联系上了，他们老两口住在北京的干休所。桂婷也当兵了，在干休所工作，这次回去我可以去找她。之后父亲又强调了一句：你不是一直都想着她吗？

    是啊，我总是忘不了在四川度过的一段少年时光，自然就忘不了我的少年伙伴桂婷。虽然一直都没有联系，但时常能想起。

    七三年的盛夏时节，父母从山西调倒四川工作。在我们到四川的第一天，父亲的老战友郑叔叔一家来拜访我们。郑叔叔比父亲高大魁梧，他方方的脸盘上长着一脸的络腮胡子，很有军人的威仪，但他丝毫不让我感到害怕，因为他眼里总带着笑。一见面郑叔叔就给我起了个绰号，从此，每次见面我们就有打不清的“口头官司”。桂阿姨不是军人，她过去一直带着女儿桂婷在江南水乡生活，直到我们去四川前一年他们全家才团聚。 建亭哥和姐姐的年龄相仿，后来他们是县中学的同学，而桂婷比我小一岁，我们成了公社小学校的同学。

    桂婷有着江南姑娘白皙的皮肤，清秀的面庞，也长着一对笑眼，印象中她的两个小辫子总是不能很顺从地垂着，老是有一个向外翻着花。

    我们天天一起上下学，下学后，一起漫山遍野的疯玩儿，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桂婷聪明顽皮，说话快，嗓门也大。上下学的路上，每次我们看到农民的拖拉机，甚至马车，她都会用在我听起来很地道的四川话俏皮地喊：“搭个车，只搭一只脚。”

    桂婷是顽皮的，而且鬼点子极多，放学后我们经常能玩出很多花样。向日葵开花时，是我们逮蝴蝶的好季节。山里的蝴蝶五颜六色，喜欢落在向日葵上的是那种黄黑相间和蓝黑相间的中型蝴蝶。开始时我们从向日葵的正面伸手去捉，总能引起蝴蝶的注意，手还没有触到蝴蝶，已经把它们惊飞了。后来桂婷发现从向日葵背面突然出击，成功率高，我也如此效法，果然频频得手。我们得到了各种各样的蝴蝶标本，把它们扎在门上做装饰，非常好看。

    不过，我有过一次出师不利，而桂婷因为协调性好从未失手过。我失手的那次，向日葵上不仅有蝴蝶，还有一只蜜蜂，我观察不仔细，蝴蝶蜜蜂一把抓，结果让蜜蜂舍命给了我的小手指狠命一刺。很快毒性发作，整个手背肿得的像个小馒头一样，“馒头皮”胀得透明发亮。母亲去医务室拿回来了一小瓶氨水，那时她称氨水为阿摩尼亚（ammonia），医生说用阿摩尼亚擦手可以解蜂毒。母亲要去邻居家拿几个棉签，临出门时特意告诉我们别去闻阿摩尼亚。母亲的告诫反倒引起了桂婷的好奇，母亲一离开，她就提议我们闻闻这个阿摩尼亚。我还在犹豫之间，她已经打开了瓶盖，递到我面前。一股刺鼻的气味让我一挥手就打翻了氨水瓶，一时间屋里弥漫了氨水难闻的气味。这回我们俩不仅闻了个够，还被熏得够呛，后来我们都从屋里冲到阳台上。想都想不到的是，有了那次和氨水的初相识，自己以后会和这样的化学试剂打一辈子交道。

    那时，四川的营区正是初创阶段，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空地上到处都堆满了红砖、红瓦。砖堆是我俩最爱玩儿的地方。我们放学后会找一个合适的砖堆为自己搭一个合适的家。我们把砖堆掏空，在中间为自己修上床，摆上桌子。草垫子是被褥，砖头是枕头，我们有时真的会在自己的砖床上睡觉或看书，那时竟从没觉得砖床、砖枕头硌得慌。家往往都搭得很隐蔽，从外面基本上是看不出来。

    桂婷的脾气也像她的辫子一样，总是翻花儿。我们好着好着就会闹点儿小别扭，然后谁也不理谁了。我比她大一岁，往往总是我去迁就她，先去找她说话，有时到处都找不到她时，只要去我们砖堆里的家，她准在那儿。她也不是没有先和我说话的时候，那往往总是因为切身利益的原因。一次，我答应她把我多余的一张什么友谊奶糖的蓝色糖纸送给她，但承诺还没兑现时我们闹了别扭。那可是她向往了很久都没有凑齐的颜色，这时候她自然先找我说话；又有一次，父亲去北京出差，晚上就要回来。她知道父亲带回的各色糖果中会有她的一份。上午放学闹了别扭后，她竟一中午都不睡午觉，搬个小板凳坐在我家门口，等我下午上学。我睡醒午觉起来一见她无精打采的样子，又听说她等了我一中午，那一时刻的感动，我至今都极记忆犹新。桂婷是个非常识时务的小丫头，现在看来，小丫头的世故里都透着天真可爱。

    我和桂婷一直保有一个共同的秘密，那就是趁建亭哥上学的时候去他的的房间“探险”。建亭哥和姐姐去县中学读高中，周末才回来。不知桂婷从哪里搞来了他哥哥房间的钥匙，她总是叫我和她一起去，可能是有个同伴一同分享才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惊险和乐趣。建亭哥是个整洁的大男孩，从他房间东西的摆放就可以看出来。他有很多的兴趣和爱好，他的所有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神秘的。他喜欢画画，在高中时就被美术老师带到省里去参加画展。他屋里的墙上张贴了一些他的画作，那时的我对他的画只有不断地惊呼“哎呀，真棒！”，不能有更多的评论。我们最喜欢看地是摆在他桌上的一条差不多半米长的军舰模型。那是硬纸板做的模型，船上的部件细微而精致，每一挺机枪，每一个桅杆，每一个舷梯都做得惟妙惟肖。以前我从未亲眼见过这样的模型。我们俩轻轻的摸摸这儿、摸摸那儿，生怕一使劲儿把它弄坏了。翻抽屉找书看，是我们来他房间的又一个目的。我就是在那时候看了《宝葫芦的秘密》这一类在文革期间被禁的少儿读物，也幻想着自己能有个什么像宝葫芦之类的宝物，呼风得风，唤雨得雨。

    建亭哥是个养鸽子的高手，他养了很多只信鸽，每次他去学校都带一只走，到学校后，他在信鸽的腿上绑个纸条把它放回来。二十多公里的路程，他的信鸽从未出过差错。有一次我和桂婷坐部队的卡车去哥哥姐姐的中学玩儿，还放过建亭哥的一只信鸽，我们四只手捧着那鸽子，往上一送，那鸽子从手上飞出去的一刻真的是很动人。后来他最喜欢的一只最漂亮的大信鸽雨点儿死了，桂婷说建亭哥做了个小棺材把它埋了，她还带我到雨点儿的坟去看过。

    和桂婷在一起的故事我可以一直这样讲三天三夜。儿时的往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浮出记忆的海洋，愈发的清晰。分别三十多年之后，要和桂婷见面了，想象着见面的场景，我心情非常激动。

    见面前我们通过几次电话，电话里大家都在寒暄，在商量见面的具体事宜。桂婷说话的语气不是我想像地那样热情，但我也很能理解，我们毕竟有三十多年没见面了，已经成了只是有着共同的短暂少年时光的陌生人。我让桂婷给我一个email，我想把照片发给她，也想看看她现在什么样了。她含含糊糊地答应着，到见面前没有发来任何的信。没有照片也好，突然相见会有很多的惊喜，我这样想。

     那是个周日的下午，初春的三月天，北京的天气依然有些凉意，天空是常规的灰蒙蒙的颜色。站在北太平庄附近的干休所大院门口，我们被站岗的士兵拦下了。我已经多年没有进部队大院的体验，竟有些不适应，儿子更是感到新鲜。通报了郑叔叔的姓名，我们只能在大门外等。短短几分钟的等待，让我心又激动起来，同时又有几分忐忑。

    他们一家人出来了。郑叔叔穿着一件很厚实的羽绒服，围着毛围巾，是个一双眼睛对着我笑的老人了，再不是我多年留在脑海中的高大魁梧的军人形象。刚见面他就叫出当初为我起的绰号，一下子我们之间没有了陌生感。桂阿姨拉过我的手，嘘寒问暖，一直在说我变化不大，还是小时候的样子，特别是神情。阿姨的话让我感到亲切温暖，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分别过那样久。当我和桂婷的手拉在一起时，我其实特想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就像我们在国外已经习惯的那样，但桂婷有些漠然的神情让我没能那么做，同时好多在肚子里演习了不知多少遍的话只剩在嗓子眼后面打转转了。我端详着她，她也端详着我，一时间我们都很局促，似乎谁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同学见面，也不介绍介绍家属。”先生的插话把我们从尴尬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大家开始互相介绍、寒暄。之后我们一起去了郑叔叔家，我一边和叔叔阿姨说着这些年的经历，一边不时地打量桂婷。

    桂婷梳着很有式样的短发，穿一条军裤，上身是灰色的毛衣，没有穿军装。她身体有些微微发福，皮肤依然白皙，但岁月已带走了她江南姑娘的清秀。她说起话来有了很多的沉吟，再也不是小时候那种竹筒倒豆子一般干脆利索。我怎么也找不到当年那个辫子翻花的小姑娘的影子了。

    聊天中，桂婷几次把话题转移到她十岁的女儿蒙蒙身上。蒙蒙很大方，说起话来小大人一般，挂着两道杠的臂章，一看就是个很能让母亲引以自豪的能干的小丫头。蒙蒙告诉我们第二天早晨的升旗仪式上有她发言。“发言时都要说些什么呢？”我想着过去会说什么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之类的话，不知现在的孩子是不是还沿袭这个“传统”。不等蒙蒙回答，桂婷已经接过话头对我解释说，周末蒙蒙学琴、跳舞、上奥数，忙得不可开交，到现在发言稿还没写完。之后，她说她在饭店里订的晚饭比较早，就是想早点回去帮蒙蒙把发言稿完成。听她这样说，我没再接着问升旗仪式上孩子的发言到底该说什么。做为同样的角色，我也理解孩子在母亲心里的分量，但少年伙伴三十多年后的重相逢似乎抵不过孩子发言稿的分量，我心里隐隐地有些失落。

    大家一起去饭店吃晚饭时，我特意挨着桂婷坐下，为着好好说会儿话，因为想着她吃完饭就要回去写发言稿了。问起建亭哥，桂婷说他也在部队，只是他们单位很有些油水，不像她自己在干休所，是个清水衙门。再问起在四川时大院里的那群孩子，很多孩子当初是天天腻在一起玩地，听说后来很多人都当兵了。从父母那里我有时还能打听到一鳞半爪的消息，但桂婷对他们的消息一无所知。又提起我们的一些少年趣事，我想着我们俩得叽叽嘎嘎，没完没了地陷入那回忆不能自拔，可桂婷绝不给我机会让我进入角色。她总是一两句话就能给事情来个盖棺定论的总结。

    我问她还记不记得七六年我离开四川之前，有一次她不知从谁那里听来一个小道儿消息，在告诉我之前，我得向她说三遍“向毛主席保证，绝不对别人说”，这说明这是个很重要的消息。我保证完，她才趴在我耳朵边儿小声地告诉我：“江青是个坏人。”她虽然说话声音很小，但无异于在我耳边响起一声炸雷，我又好奇又害怕。我对桂婷说这么说可是反动，传播这个消息和写“打倒毛主席”一样，绝对是要被追查地。记得有一次办公楼什么地方的墙上发现了这样的反动标语，我们所有大院里的孩子都被叫去询问，还让写字来验证字迹。

    让我感到有趣的是，我们俩在觉着这消息反动的的同时，又真的有点儿为毛主席担心。如果消息是真的，那毛主席可怎么办？万一江青给毛主席的饭里下点儿毒呢？两个小心眼儿可是为此事发了好一会儿愁。不过孩子就是孩子，愁归愁，恐怕连晚饭都没有耽误，就超脱了。

    桂婷听我说起这事儿，抿嘴一笑，然后说：“蒙蒙决不会干我们那时的傻事儿了。”桂婷的话让我一下子觉得这个事变得无趣了。

    晚饭后，桂婷说她要陪孩子做功课，给她写发言稿，让我们去郑叔叔家聊天。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是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桂婷的先生上来劝阻说：你们三十多年没见面，应该好好聊聊天儿。他说他可以陪孩子，他还调侃地说一定保质保量把任务完成好。叔叔阿姨也说不让桂婷走，她最后勉强同意留下来，但是对她先生千叮咛万嘱咐的。看她那不放心的样子，让我心里实在不安。之后，我们在叔叔阿姨家里聊了不过一杯茶的功夫，看着桂婷如坐针毡、心不在焉的样子，我们只得告辞。

    临走时，我把我的信箱留给桂婷，也索要她的信箱，我说回去就把这次照地照片发给她。桂婷支吾着，桂阿姨告诉我桂婷还没有email ，因为她还不会用。而阿姨在老年大学里已经学会了使用email，我只得留下了阿姨的信箱。

    这是几年前回国时发生的事，已经不记得是怎样和桂婷告别的，也许就是挥一挥手道再见。回来后我给阿姨发了照片，逢年过节给叔叔阿姨写个问候性的email。却从没收到过桂婷的信。不知是学习使用email 太难，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的通信录中有她的电话号码，现在打国际长途也是举手之劳的事，但每次想起该给桂婷打个电话时，这电话就显得格外沉重，我竟然一直没能提起来。

    曾有个朋友对我讲，随父母频繁的迁徙，让她直到上大学都没有真正的朋友，她问我那些不再联系但心里还时常想起的人算不算朋友。这是个我一直都回答不上来，又一直都让我很困扰的问题。

    每每想起桂婷，我就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鲁迅和闰土也是少年时的伙伴，也是分别三十年，他们的隔膜更多地是源于他们来自不同的阶级，一声“老爷”让两个人之间“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可我和桂婷之间并不存在阶级之分，何以也是如此隔膜，这厚障壁是哪儿来的呢？
    和桂婷见面之前我会常常想起她，那是一种回忆少年往事的、纯净的美好；见面之后我还是会常常想起她，那种美好依旧，但多了一层物是人非的无奈。有时人和人的关系自然停留某一种状态该是它的最佳状态，如果刻意地想要去追求更多，那无异于贪婪，不仅得不到自己想要的，还会打破事物本身的完美。

    人和人之间是要讲缘分的。这次回国，我没有再去找她。



2011.11.8

（全文完）

* 2011年回国随笔十篇全部完成，感谢阅读、评论的所有朋友。